传略
陈光甫（1881—1976），中国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50年，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耿直
陈光甫是一个非常耿直而且不畏强权的人。“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接到此命令，陈光甫感到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深知张勋的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然而，屈服于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思前想后，陈光甫决定挺直腰杆，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了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鉴于陈光甫做出的回应，张勋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然而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都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卓行，也非常的赞许。
勤勉俭约是陈光甫终生不变的生活态度与习惯。陈光甫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家中生计依靠父亲勤勉经营，母亲的节俭理家才得以维持，这样的家庭氛围使陈光甫从小就了解生存的艰辛，养成了勤俭的习惯。他在武汉当学徒时期繁重的工作、艰苦的生活更强化了这一习惯。在美国留学时，是勤勉帮助他克服了生活与学习上的种种困难，仅用三年时间就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创办上海银行时，他勤勉的工作态度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手不够，也为了节省费用，作为总经理的他经常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款，培训员工，异常辛苦。以后虽然上海银行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自己也已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人士，他也依然保持着勤勉俭约的生活态度。他总是说：“银行家宜于讲求撙节，养成俭德，万不可提倡奢华，亟宜从根本上思想上处处小心谨慎，务求事事朴实节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庶可力图振作。”
1930年12月，陈光甫视察江苏、山东等地上海银行分行，在徐州时恰逢49岁生日，徐州分行的同仁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庆宴。陈光甫对此却颇为不满，他先是坚持撤去彩色寿幔，晚上又在日记中写道：“人生世上，当努力为社会服务，为一人生日而大吹大擂，张旗击鼓，劳民伤财，无谓之极。”抗战时期在重庆，陈光甫每天总是一大早就起来清理文件信札，然后用早餐、阅读报纸，随之是繁忙的经营业务和参加社会活动，晚上往往还要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和处理白天未了的事务。此外，每个星期他还至少花三个上午请人为自己讲授中外历史、哲学等课程，即使在周末，他也要浏览国外书刊上的主要经济金融文章，与别人讨论国际金融问题，很少真正休息，更不进行其他人喜爱的打牌等娱乐活动。陈光甫常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只有工作才是最有兴趣的事，一闲就感到“孤寂”。陈光甫的日常生活也非常节俭，很少吸烟和喝酒，虽然办银行达几十年之久，但他的个人财产并不多，其节俭的习惯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较为罕见的。陈光甫不仅自己坚持勤勉俭约的人生观，还努力将其灌输给自己属下的员工们。他告诫员工们“大事业皆由心血换来”，要求大家：“均应认明一真正之人生观，向之做去，个人与公司方有发扬光大之希望。夫忠实质朴，为立身之基础，奸巧侥幸终归于失败。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须知丁此乱世，物质日贵．生活日艰，吾人一生能得温饱，已属幸事，安可妄生他念，此大家应共同觉悟也。总之，际此乱世，吾人欲求生存，唯有忠于职务，勤劳俭约，守分知足，抱定真正之人生观，方不致受外物引诱，以致身败名裂为社会所共弃。”
1933年初，在上海银行训练班致词时，他又告诫学员们说：“诸君现在训练班读书。早晚往来，有汽车坐，吃饭的时候有人添饭，住的是洋房，这是给你们青年人不好的地方。起居太舒服，并不是一件好事。……个人心中只知求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学习人情世故和做人的道理，把身心献给社会，献给国家，那么，前途的希望正是无穷。”正是在陈光甫的影响下，上海银行上下形成了一股勤勉俭约的良好氛围。
陈光甫意外地在美国邂逅孙中山并得到他的教导是在1904年。当时正赶上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举办。陈光甫初到美国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真是五味杂陈。新鲜的是，琳琅满目的各国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自卑的是，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十分落后，除农产品外，其余的仅仅是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模型。每当他看见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哂笑时，他的脸上就不由发烧。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也愈发感到自卑。但孙中山的到来，让陈光甫看到了希望。
一天，陈光甫在会上意外看见了公然反叛朝廷的孙中山。孙博士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一开始，光甫还有些惴惴不安，但孙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很快就深深地吸引了他。第二天散会后，陈光甫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中山讲道：“满清王朝好比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一旦我们革命成功，不但我们的祖国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这一番道理，陈光甫此前未闻其详，此番聆听，真是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演讲一番后，当然忘不了招兵买马，他问：“你愿意参加兴中会吗？”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同为当时中国的两大骨干革命组织。虽然感佩于孙先生的言行，但这一问还是来得太突然，陈光甫低头思忖片刻说：“我现在一心想的是矢志求学，掌握实业救国的本领，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对革命运动的支持，陈光甫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费用中捐赠了五美元。五美元不算多，但孙中山很感动，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美国求学归国后，陈光甫终于创办了第一家自己掌控的银行。创业之初，资金匮乏，分外艰难。一天，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职员进来报告：“经理，有人要见您。”他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道：“呀，是你？”来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孔祥熙。当年，陈光甫在圣路易世博会看摊时，孔祥熙正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参观，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自那一别，已经将近10年光景了。“孔兄，你看上去满面春风，应该混得不赖，今天怎么有空光顾我这小小银行？”孔回答道：“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陈光甫很疑惑：“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中山先生委托我，给你这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陈光甫闻听后深受感动，很久没有见到孙先生了。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讨袁，没想到他在百忙之中还惦记着自己这个小人物，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这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孙先生的理解与支持，其价值绝不是用钱数可以衡量的。就像他当年赠与孙先生的5美元一样，那不是金钱，而是心意！
知遇
资耀华一生事业的开始是遇到陈光甫。资耀华出生在湖南耒阳田心铺资家坳，1916年他从省立三中毕业，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在日本留学整十年，1926年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回国。
陈光甫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的时候就开始留意网罗人才。1928年，在一本金融杂志《银行月刊》上他看到资耀华的一篇谈对现代银行的想法的文章，十分欣赏，就通过熟人约他晤谈，一拍即合，立即聘他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调查部主任。资耀华很快做出成绩，陈光甫对资耀华非常信任，派资耀华到美国宾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同时对美、英银行进行考察。1935年资耀华回国后，陈光甫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经理，以后又让他当上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可惜两年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资耀华奉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银行的财产和业务。资耀华对陈光甫始终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怀，所以按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迁往内地，而不在日寇铁蹄下求生存，但是陈光甫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忍辱负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其实，当时陈光甫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天津还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势力不能进来的，所以他认为有可能在租界庇护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连租界也占领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几年是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时期。天津的日伪当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资耀华的留日老同学）都曾要他任伪职，都被他拒绝，即使任何空头名义也绝不沾边。资耀华的身上有很多书生气，有时甚至近乎迂阔，其实比较适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银行时也随时都注意调研，有不少著述。陈光甫在为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赞他“理论与实务融合一炉”。新中国建立后，资耀华在人民银行参事室工作，负责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是凝聚了几十人的劳动的巨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阳时，他别的生活用品都不带，只抱着近千万字的书稿资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资料在”。
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与陈光甫是同乡，俩人也曾一同共事过。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与孙中山撕破脸皮的袁世凯，不肯善罢甘休，严令捕杀革命党人。袁世凯听说江苏银行出资资助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不由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叛军行动，真是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好在袁世凯的手令，先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了，张一麇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见死不救？看到手令后，张一麇马上找机会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答应了张一麋的请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这一切，远在上海的陈光甫毫不知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曾命悬一线。
陈光甫个性直爽交了不少好朋友，正应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古话。张嘉璈和李铭就是其中两人。当时，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任浙江银行稽核。当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个朋友，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二人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是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