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荣宗敬（1873—1938），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荣德生之兄，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伯父，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
7岁入塾读书，1887年到上海源豫钱庄习业，1896年在其父与人合资开设的上海广生钱庄任经理。后兼营茧行。1901年与弟荣德生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一厂，任批发经理。1905年，兄弟俩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9年任该厂董事长。1912年，荣氏兄弟与王禹卿等人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1915年4月兄弟俩退出振新纱厂，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1917年3月起，荣氏兄弟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沪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自任总经理。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1926年后，曾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初，为维持企业生产曾参加“上海市民协会”，不久即移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病逝。临终，他仍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
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
他9岁入塾读书。15岁进上海通顺钱庄习业。19岁随父至广东任三水县厘金局帮帐。3年后回无锡，任广生钱庄无锡分庄经理。1899年农历10月，应邀任广东省河补抽税局总账房。1901年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并任经理。1905年与兄宗敬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先后任经理、总经理。1912年与兄宗敬等人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任公正董事。1913年当选为全国工商会议代表，提出扩充纺织业等3项议案。又在无锡西郊购地辟建梅园，修筑开原路，重修南禅寺妙光塔等。1915年4月起，与兄宗敬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并任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至1931年，他与兄宗敬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与其兄宗敬一起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期间，曾当选为江苏省第二届议会议员、北洋政府国会议员。1938年起主持荣氏企业，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广州等地兴建6家新厂，支援抗战。1945年11月在无锡成立天元实业公司，并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1949年9月被推选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并被选为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委员和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1952年7月29日在无锡病逝。
坚定？？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荣德生当即严词拒绝。日伪不肯善罢甘休，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出马，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代父前往，在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分子面前不卑不亢地对褚民谊说：“家父不变初衷，不同日本人合作，不出卖工厂和人格。”听到这样的答复，褚民谊冷笑一声，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了，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凶狠地威胁荣尔仁说：“回去转告荣德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场谈判不欢而散。事后，听到荣尔仁的转述，荣德生气得拍案而起，凛然言道：“我荣德生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决不同日本人合作！”他丝毫不惧怕日伪的威胁，眼瞅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毫不屈服！其铮铮铁骨，为整个家族作出了榜样，荣氏子侄和亲属中，没有一人向日伪屈服，没有一家荣氏企业同日商“合作”。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今高安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绑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结果，荣德生被放回，并退还部分被敲诈的款项。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荣家为“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
解放在即，荣尔仁劝荣德生去香港。荣德生却认为，那块不挂中国旗的中国领土，其实是洋人的天下，哪会是最佳“避难所”。再说，提起香港，他就伤感，当初长兄宗敬避难香港，客死异地，连鬼魂都是孤单寂寞的啊！“我荣德生，决不做荣宗敬第二！”他坚定地摇摇头，“不去香港”。
不去外国，不去香港，那么去台湾吧？荣尔仁等人又劝荣德生去台湾。荣德生笑了，坚定地说：“中国大陆国民党都守不住，台湾‘弹丸’之地，国民党在那里会长治久安？即便它能守得住，也不是我荣德生居留之地。我的祖籍在大陆，我的祖坟在大陆，我的事业在大陆，我的根在大陆，人过古稀了，我还漂洋过海向外逃？台湾也不去。”
“无论如何，也要‘避一避’风头，您愿意到哪儿去都成，我陪您去。”荣尔仁恳求着父亲。
“我为什么要跑、要躲、要藏、要避？”“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荣德生十分坦然地说道。
众亲人朋友见他坚持不走，万分焦急，七嘴八舌，苦口婆心地劝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山穷水尽；共产党汹涌而来，势不可挡。中国，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可是要‘杀富济贫’、均平‘共产’的呀！你德公赫赫有名的大富翁，共产党来了会有你的好果子吃？”
荣德生沉默半晌，没有作声。说实在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心里有点打鼓。他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按照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是一帮专跟富人过不去、杀人不眨眼、放火当儿戏的“赤匪”。那么国民党说的话能当真吗？他见过的国民党太多了，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眼瞅着国民党一天天坏死，名曰“国民”党，从上到下，有几个是真心实意为国民的？分明是“刮”国民的，无怪乎人们叫它“刮民党”。国民党到底给了荣家企业什么好处呢？左一个“统制”，右一个“限价”，又是“劫收”，又是“戡乱”，高征税，高捐输，加上一个个永远装不满口袋的官员们的敲诈勒索，荣家企业损失的钱财还少吗？荣家人吃过的苦头还少吗？没有官匪勾结，他荣德生会被绑票受1个多月的折磨和苦痛？会损失60多万美金？……越想，他越气愤，竟脱口而出：“我不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是呀，如果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还不得人心，那它又怎么会打败了国民党呢？如果共产党真如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像洪水猛兽一般，那中国可真是没希望了。中国如果无望，作为中国人，谁都“在劫难逃”。他下定决心留下来，见识见识共产党。
见德公执意不走，焦急万分的荣尔仁扑通一声双膝着地，跪在了父亲面前。在旁边的其他子女侄婿，也纷纷跪下。荣尔仁泪流满面，哀求父亲离开上海，离开大陆，离开战乱之地，以免晚辈们担惊受怕。
荣德生也动了感情，两行老泪一直流到嘴角。他拉起荣尔仁，紧紧握着尔仁的手不放，声音颤抖但字字千钧地说道：“尔仁，要理解爸爸，爸爸一生拼搏，不仅仅是为了发家致富，荫福子孙，爸爸追求的是富国强国呀！关键时刻我若连国家都不要了，那我一辈子所追求、所致力的不是都成泡影啦！不要勉强爸爸，爸爸不愿改变初衷，爸爸的根在中国，在大陆，爸爸哪儿也不去了，就留在家里。我也劝你们都不要走，留下来与爸爸在一起，与咱们的事业在一起。”
1948年，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
倔强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刮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由财政部明令发行“二五库券”，开始了对工商金融界的大肆搜刮。他眼红荣宗敬的财产，点名要以荣宗敬为首的纱厂认购50万元的库券。可荣宗敬以“无力负担”为由拒绝认购，让蒋介石大为恼火。5月15日，蒋介石密令：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着即查封产业，并通令各地军警侦缉逮捕。
无锡县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查抄荣宗敬的所有产业。警察局的人九点半进纱厂，把厂房、栈房、公事房甚至连煤堆上都贴了封条。整个荣宅也到处贴满了封条，荣德生一家十数口以及荣宗敬的妻子、儿女共近三十人，挤在厨房和汽车库内，荣宗敬的妻子陈氏号啕大哭，荣德生则垂着头，坐在一张往日是佣人坐的板凳上。全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呆了，人人脸上一片愁云惨雾。
荣德生十分担心在上海的荣宗敬的安危，次日一早便赶往上海。见到荣宗敬，才知道了他被通缉的前因后果。荣宗敬一直躲在租界里，才没有被蒋介石逮捕。两兄弟在荣公馆商谈解决的办法，荣宗敬脾气倔强，死活不愿意认购这50万元库券。荣德生正急得没办法，这时，荣公馆来了几位客人。
第一位是纱联会副会长穆藕初，他带来的消息是：上午纱联会又召开了临时会议，提议只要蒋介石先取消通缉令，本会各厂便愿意认购库券50万元。
荣宗敬听过后，倔脾气上来了：“藕公，我谢谢你和各同仁的好意。但此次临时会议并非由我主持，这决议是无效的。姓蒋的要通缉我，连他带卫士出入租界还得工部局发给通行证哩，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穆藕初劝导说：“宗公！你不要糊涂。现在是什么人的天下？外面军队在杀人，警察在杀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帮会也在杀人。我有个族侄在报馆工作，我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也被不明不白地杀害啦！你能永远不出租界吗？就是在租界里也不见得就安全呀！”
荣宗敬在鼻子里哼了声，没有辩驳，但仍不服气。
第二位客人是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蒋介石派给他所属银行、公司的库券是1000万元，他干脆既不讨论也不答复，直接躲进了公共租界。他一走进书房就惊惊乍乍地说：“宗敬兄！我已经秘密地买好去大连的船票了，劝你也到香港或者外国去躲避一阵吧！”
“有那么严重吗？”荣宗敬不以为然地说。
“嘿嘿！蒋介石的为人，你我都很清楚。他一只手砍共产党的脑袋，一只手抢资本家的钱袋。”傅筱庵从桌上拿起纱联会的决议看了一眼，又说：“迟啦！要他先取消通缉令再购库券，他绝不会答应的。”
这时又来了两位客人：一个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蒋介石向宋汉章所在的中行也派销了1000万元库券，宋汉章没有答应，蒋介石来电严词斥责，他索性就辞职了。
“敲诈勒索！与绑票有什么两样？”荣宗敬愤愤地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理当体恤国民，保护实业，如此强征暴敛，孙先生‘天下为公’的公理何在？！有这样一个总司令，我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
傅筱庵又火上浇油：“段祺瑞是军阀，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一个比一个坏！”
陈光甫现在是“二五库券”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已成为金融界和政界的显贵，作为荣氏兄弟多年的好友，他说：“宗敬，今天德生也在这里，希望你们能冷静地听我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50万元就认了吧！‘二五库券’的分派，不必讳言，我是参与了的。纱联会才分派50万，与各行各业比较，并不算多呀！”
一直一言未发的荣德生此时终于说话了：“宗敬，我们权当碰上了一场火灾。认了吧！”
“火灾？火灾是意外不测！”荣宗敬的犟脾气一来，怎么也不肯买账，“强迫借款开了头，以后还有个完吗？各家纱厂营业不振，雪上加霜，就更挣扎不起啦！”
“可是宗敬兄，是纱锭子厉害，还是枪杆子厉害？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宋汉章也劝道。
“我荣宗敬不怕蒋介石的枪杆子！这家业是我和德生兄弟俩自己拼回来的，姓蒋的一句话就要我送钱上门，这不可能！有种的他就抓了我去，要了我的命！”
宋汉章急得直跺脚：“宗敬，你跟我不同，我可以辞职不干，你却是离不得总公司的。倘若蒋介石给你动真的，那就不可收拾了。你自己不要命，德生呢？你的妻儿呢？你荣家的产业呢？你的命没了，这些还能留得住吗？到时候别说50万元，整个荣家都成了他蒋介石的！”
荣宗敬沉默了许久，依旧咽不下这口气，但在大家的一片规劝声中，终于挺直身子，傲然说：“我要是愿意，别说是纱联会共摊，就是独捐50万，也不在话下！”
见荣宗敬终于被说服了，客人们便都起身告辞。荣氏兄弟把他们送到门口，待客人上车后，荣德生便与荣宗敬商量，要让蒋介石收回通缉令，还是请蒋的亲信吴稚晖出面调解最为妥当。荣德生对哥哥说：“宗敬，吴老先生那里，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好吗？”
“还是你去吧。”荣宗敬依旧有些不顺气，不愿意为了这事求人。荣德生找到吴稚晖先生，由他去见蒋介石，从中调解，最终将此事摆平。蒋介石也收回命令，不再通缉荣宗敬。
乐善
荣德生“大家大业”，生活却十分俭朴。他喜穿长衫，戴瓜皮帽，吃便饭，晚年喜素食，不吸烟，不喝酒，除非不得已，很少出席宴会。过着恬淡、清静的生活，除收藏书画、古董外，别无他好。自己练字，也总在一张纸上先写小楷，再写中楷，然后写大楷，直到把一张纸涂得墨黑无法再用时才肯把它扔掉。扔时也不乱仍，而是一张张攒起来，积少成多，积成一大捆子让仆人拿出去换烟吸。他在无锡居住时，经常便装简从四处走动，对穷人不摆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