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个人几十年求同存异、互不相扰、相敬如宾地维系着这个家，倒也相安无事，一直持续到最后。张宝龄独身到老，终身未续；苏雪林长期与姐姐一起生活，直到生命最后。
苏雪林是新女性，但不是背离家庭的“娜拉”，她的婚姻自始至终没脱离传统和家庭，我想这由她的出身决定的。传统理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为此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选择离婚。她曾在自传中说：
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过去受的屈辱已不少，若自己的名字再刊布报纸，让那些好事的记者把我横涂直抺，实觉不是滋味。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栖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觉对不住他！
再深追究，恐怕与苏雪林自己所说的“充满矛盾性”有关，她自己曾说：
我当时的顾虑其实太多，不愿牺牲别人，成全自己，乃其原因之大者。况我隐然自觉，别有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使命，待我去尽，又何必为那类小事，耽搁了我的光阴、这里的“别人”，先有亲母，以为“你为求学，已经耽误了人家十几年”；次有公公，因“有国学知识又自修英文”对这儿媳“颇知爱重，深以为荣，对待真似公主一样”、所以为送子赴美学习以便匹配——苏雪林“甚为感激，他儿子即使对我冷漠，也不计较了”；第三，苏雪林事业心重，以男女之情为“小事”。
婚姻与爱情不同，不是两个人的简单组合，而是双方社会关系的组合。苏雪林和张宝龄的婚姻，更是如此。其婚姻，由父辈而定，由来已久，联系着太多人的喜怒哀乐，感情也更复杂，由不得他们随便作主。更何况两人都传统都是孝子呢？离婚对他们来说，或许比维持痛苦的婚姻还要难。
苏雪林有事业野心。她因《绿天》《刺心》成名，写的是自己的婚姻生活，给人诗情画意，两部作品一版再版，很受欢迎。如果自己离婚，岂不是自我否定？岂不是打破读者的美丽幻想吗？苏雪林爱惜自己的羽毛。
对她来说，爱情不是全部，他最离不开的情人和伴侣，是她的文学和学问。因为这个志趣，她能把婚姻的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力量，做出非凡业绩。文字，是她情感和灵魂的慰藉。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她曾说：“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假如我婚姻美满，丈夫爱怜，又生育有一窝儿女，我必安于家庭生活，做个贤母良妻，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奋斗，则我哪能有今日的成就？”
话里有满足自豪，但作为女人，以幸福为代价获取事业成功和名利，未免太残忍。
岂非没有情
将一份无爱的婚姻维持一生，这在现代人看来无法想象。那么，他们到底有爱过吗？否则如何能一生维持婚姻？努力也枉然，还是努力不够？我宁愿相信他们之间有过爱。
1960年2月，张宝龄因胃病去世。苏雪林得知丈夫死讯时，也无限伤感。自责自己害得他孤独一生。
据说张宝龄临死前，侄媳妇要为他织一件毛衫，因线不足，从箱子里找到一条颜色相近的羊毛围巾，打算拆开用。他激动地阻止：“这是你们二婶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线不足可以到街上去买。”并老泪纵横说：“我过去对你们二婶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不久过世。后来当张宝龄的侄子将此情景写信告诉苏雪林时，她无限感伤道：“一世孽缘，难得临死前还说了几句忏悔的话。”
作为女人，有他这句话，似乎该满足了。斯人已逝，过往恩怨如云烟。我想，苏雪林是爱过丈夫的。当年在法国未谋面时，她就对着他的照片“想入非非”，她写了那么多善于婚姻生活的文字，而且由此成名，不正说明对她有感觉有在乎吗？
婚前，虽少有共同语言，但婚后，他们也曾有恩爱。苏雪林在岭下村照顾病中母亲时，曾作画一副，寄给在上海的丈夫，并附词一阙《尉迟杯》：
临歧路，日未出，列嶂暖朝雾。四周翠色空濛，影落乱流无数。骊歌乍唱，望去客身已在烟浦。压征鞍无限诗情，纷纷红叶如雨。
婿乡一月羁迟，算慰了十载相思辛苦。玲珑豆子何须种，但勤寄鱼笺雁素。纵今朝惜别伤离，也不作寻常儿女语。只收拾一片秋光，教君珍重携去。
写得真是好。面对如此才女，张宝龄也深深被感染，他兴冲冲买了密桔和糕点，给妻子寄去……
苏雪林感到丈夫的温暖，兴致很高，又代母亲致谢，填一阙《临江仙》：
伏枕正悬游子，忽闻佳饵遥颁，婿乡归去喜平安，常传青鸟信，休寄洞庭丹（蜜橘毋庸再寄）。
三起已同禁柳，再眠还是春蚕，药炉茶鼎伴残年，丈人峰上石，原耐雪霜寒。
在苏州时，夫妻俩甜蜜温馨，苏雪林写出感动亿万读者的《绿天》《刺心》。苏雪林自己也说：“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
但曾几何时，他们的感情由于分离，变得日渐生疏，直到彻底分隔两岸……
两人虽聚少离多，但一直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两人还忙里偷闲小聚。1934年暑假，夫妻俩还到青岛旅游，庆祝他们的锡婚，日后苏雪林还写了《岛居漫兴》和《苏山二日游》等纪念文章。1937年7月，张宝龄在南昌患病时，苏雪林还前去探望过。解放后，虽隔海而居，但联系更勤，保持沟通。
我想，他们一直感情没断，至少是亲情不断。这些联系，应该不是简单的做做样子给外人看，也不是简单的出于责任和道义。这种联系，是彼此忠于婚姻的表现，客观上持续了这份无爱的婚姻。
苏雪林虽然说丈夫无趣、“秉性乖戾、冷酷无情”，“专讲实利”，但同时又承认丈夫“人聪明，在他们那一界颇负声望，品行端方，办事负责，性虽木强，偶尔说话亦少有风趣”。她虽然说他“最怕家室之累”，渴望“幕天席地，随意来去”，但同时又感动于他在自己母亲面前的恭敬尽孝，更欣赏他在婚姻上的忠贞不二……
事实上，从一些资料可知，有人采访他，发现张宝龄本人并没那么无趣，并不讨厌热闹，而且很健谈。他的理性经常透出聪明智慧。抗战时，他居然能够不以事废言，公允地指出日本民族认真、有纪律、守法的诸般好处。还说过“连宗教到中国来都失去作用了，可见这民族没有希望了”这样深刻的话。
也许，不是因为他（她）没有趣味，而是因为彼此没有感觉，彼此不能发散光芒，就感觉不到他（她）的有趣。
苏雪林曾说：“他只是同我无缘，因他所要求是个三从四德、竭忠尽智、服侍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性。可怜我虽会弄弄笔头，家事半点不会。我虽敬仰我母亲的德行和才干，母亲的德行并未遗传给我，才干更没有。我至今还不能入厨煎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洗衣只能洗手巾和袜子，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根源……”
作为人妻，苏雪林不顾家，不事家务，不服侍丈夫，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来，不仅有些失职，也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了。婚姻观念传统，但不能尽到妻子的责任，只把自己当大小姐看，也未免有失妇道。聪明的她可能忘记了，作为女人，在男人面前不能逞强；作为人妻，家庭责任是第一要务。
晚年苏雪林解剖自己说：“他遇上我这样一个人，也是他的不幸”虽然她称自己的婚姻是“一世孽缘”，但同时自责：“我对不起张宝龄，对他照顾不到，还把他一个人留在大陆，没有让他享有理想的家庭幸福。”……
作为一个有事业追求的才女，苏雪林不能放弃事业相夫教子，而丈夫也是个事业型的男人，需要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太太在家里服务。恰巧苏雪林不是这样的女人。这样就成了矛盾。倘若她多尽一些家庭责任，多一些女人的温柔；倘若他少一些大男子主义的霸道，多一些贴心和情趣，结果或许完全不同。
苏雪林自己说：“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这一页空白，对一个女人，尤其是才女，是一种缺憾和不幸。当然，也许是她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