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春
勤奋好学生动活泼的童年少年，进取奋进的青年，改革维新学识渊博的中年，组成了一个辉煌壮丽的人生。创造着伟大人生的人物就是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即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就是梁启超写的。
一、幸福快乐的童年，生动鲜活的成长。
1873年的一天，在广东省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普通的私塾先生家里，一个婴儿诞生了。他的第一声啼哭是那样的响亮有力。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一位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梁启超。小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普通的家庭带来极大的欢乐。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一座幽雅的院落。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梁启超的家普通而又安静，文雅而又温馨，平实而又幸福。
家教严格的梁家很重视对梁启超的教育，从小就培养他刻苦好学，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教育梁启超既要认真学习，又要有自己的认识。不要死读书，不要读死书。要把书读活，读出彩来。小梁启超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似乎感到书是甜的，读书是那么得好玩。他读了大量的书籍，在书中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书中他也得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小梁启超在读书中慢慢长大，一个阳光少年活泼可爱而又聪明好学。
梁启超智慧超人，并且勇敢机智。一天，调皮的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望着梁启超急叫：“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看见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感到乖孙非比寻常。
梁启超十岁那年，跟着父亲进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李家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杏花园花香迷人。这对少年的梁启超来说是极大的诱惑。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朵朵带露杏花开放的美丽鲜艳，他高兴得又蹦又跳。他伸手摘了几朵杏花，把玩起来。正在他玩得很高兴时，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他一看是父亲与李秀才来了。梁启超赶紧将杏花藏在衣袖里，但这一切被父亲看在眼里。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怪儿子，便以对对联的形式来处罚他。
父亲说道：“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
梁启超一边想一边四处观看，他突然看见厅檐挂着的“挡煞”大镜。
他灵感随之而来，高声答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李兆镜拍掌叫好：“了不得！好聪明！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好不好？”
李兆镜看着梁启超说道：“推车出小陌”。
小启超答道：“策马入长安。”
“好，好！”李兆镜连声赞好。
欢声笑语洋溢在杏园里。
梁启超的故乡新会茶坑村有座小山，叫坭子山，山上有座塔，叫坭子塔，又叫凌云塔。梁启超的老家就在坭子塔山下，童年的梁启超时常和小朋友爬上凌云塔。凌云塔给梁启超带来很多乐趣。
一天，梁启超写了一首诗：
《登塔》
朝登凌云塔，
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
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
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幻？
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
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
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
此时终难得。
可见，梁启超很小就才华横溢。
二、沐浴道德教育的阳光，阳光灿烂的少年岁月。
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说：“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
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
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良好家风的熏陶，使得梁启超品质优秀，道德高尚。
梁启超从小聪明好学。他的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梁启超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爱读书，也爱写诗。他爱运动，爱大自然。一个鲜活健美的少年生动着梁家屋里屋外。
一天，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在客厅里与父亲交谈着。小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跑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就想喝，“渴死我了！”他说。
客人说：“启超，你过来。”
梁启超走到客人身边，客人说，“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梁启超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没理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用右衫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
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说：“令公子对答公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
梁启超对：“南国人怀召伯棠”。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
梁启超因为爱学，变得聪明超人。他越是聪明，越是对学习感兴趣，越是更加刻苦的学习。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除了读书外，梁启超少年时代经常到地里劳动。在田间地头，梁启超充分感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给他留下很深的烙印。
三、爱好广泛的梁启超。
梁启超爱好收藏。他把收藏和学习研究结合起来，这对梁启超的学识起了不小的作用。梁启超对碑帖收藏的兴趣缘于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和乾嘉以降书坛上碑学阵营的如虹气势。
一天，他的恩师康有为看到他的碑帖收藏后，很感兴趣。并给梁启超一些指点。
四、创新改革的丰富多彩的人生。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会试。梁启超对革新有着很高的热情，他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至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阴历五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梁由天津赶至北京料理丧事。
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梁启超，其前半生一直置身于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到了晚年，则致力于著述及讲学。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梁启超很谦虚，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梁启超此时暂住在成贤街校舍中，每逢到了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大家发现，他不仅为人谦诚，而且治学勤恳，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此外，他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而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在与学生们交谈中，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在勤恳治学方面，梁启动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会，当时正是盛暑时节。
鸡鸣寺当家的老和尚见到梁启超来了，十分高兴，他捧出文房用具向梁启超索求墨宝。
梁启超略为沉吟片刻，便奋笔写下了陆游的集句：
江山重叠争供眼，
风雨纵横乱入楼。
看到梁启超的书法，这位老衲大喜，连说：“小寺一定要把任公的墨宝藏之名山，垂之千古。”
联欢会上，一位学员趁梁启超高兴之际，向他提问：“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
梁启超听了顿时庄重起来：“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二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志趣盎然。1922年的一个夏天，梁启超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趣味》，他说：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
他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他说：“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噜，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
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成为梁启超一生勤奋地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
五、关注女教育，给子女一片成长的天空。
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渗透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出建议。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孩子们问梁启超：“怎样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
梁启超说：“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
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实是“天道酬勤”，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他有九个子女（五子四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杰出人才。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曾到外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与民族同呼吸。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且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六、深沉的爱国之心，深远的爱国之志。
对祖国深深的爱。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以著作报国达40年。他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家里，他经常向子女们讲祖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故事；孩子们长大离家后，他仍以书信形式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家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虽历尽磨难而无怨，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们全家人在梁启超夫人王桂荃和长女、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顺的主持下，将梁启超遗留下来的全部手稿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一座别墅献给了国家。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
他的思想光芒四射。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变革，倡导创新。他认为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市提出“工业强市、外资民资富市、科技兴市、环境优市”四大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能源基地，充分发挥“榕树效应”，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等理念，都是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
梁启超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当前青少年教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梁启超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饮冰室度过的。他在饮冰室写出了多本有影响的专著，如《欧洲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写《辛稼轩年谱》。写作之余，他还给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们写过300多封信。他性格开朗，他称大女儿的孩子为“小Baby”，称自己的儿子为“老Baby”，他在翻译时译作“老白鼻”。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四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八、永远的光芒。
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哀讯传出以后，当时的政坛和学界都深感痛惜。各界人士在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他“才大如海”；蔡锷颂他“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他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他“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他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这则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
梁启超博学多才。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为我们留下了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他的光辉照耀千秋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