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青年作家(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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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锐小说(6)

一堆烂事全部抖开,一家人炸了锅。每个人都要发言,每个人都要受到责怪,每个人都一肚子怨气想责备别人,其结果是家庭大混战,我骂老公,老公骂儿子,儿子凶我爸,我爸凶我妈,我妈怨我……我妈感到委屈:厂家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要求他们知错改过给个说法,我有什么错?我老公也委屈:辛辛苦苦在基层卧薪八年,好不容易有了扶正的希望,却在这节骨眼上被叫了停,这事没处理好,别说镇长没指望,副镇长的位子恐怕都坐不稳,我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气?我儿子更是委屈:最疼我的外婆让人欺负了,你们大人袖手旁观不说,还怪我声援外婆,我爸爸无故被人踢回家,我支持他告政府我错了吗,明明是厂家做错了事明明是县长书记做错了事,你们不去对付他们,反而跑来找我的麻烦?我爸也觉得委屈:面条不是我买的,上访不是我做的,买房的纪客户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可老婆子怪我没支持,外孙怪我没出工没出力,女儿女婿怪我没阻止,我做错了什么,我怎么就里外不是人?

一家人谁都委屈,谁都愤怒。

我疲惫地靠在沙发上,我就不委屈吗?我明明合法经营,对家对客户尽心尽力,却家里家外两头焦,完全成了风箱里面奔命的老鼠,我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罪?我那个从社会主义大工厂里走出来的妈妈,她要讨个说法要制止厂家出售质量不合格的面条,她确实没错,我也说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她无路可走。我那成天关在小屋里研究新世界与星球的新人类儿子,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却有着对人对世界最为基本的判断,对公平与正义还心存着敬畏,我能说他错了吗?如果说他没错,那他提出的命题我又要怎么解答?他可以不顾眼前利益与现实,一心向着遥远的未来,我做不到。我只知道我们要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是眼前的柴米油盐,就是那篇报道,就是这个该终止的上访。还有我那个兢兢业业的老公,我能说他错了吗?他恪尽职守,家都顾不上,却莫名其妙地被停了职,他能怎样,他该怎样,能如儿子的说法谁叫你回家你告谁去吗,这个有法可依又是最为正确的方法最为直观的路他能走吗?他能走得通吗?我糊涂了,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难道在三角形ABC里,要从B点走到A点,真的还隐藏着一条BA和BCA以外的神秘的第三种解法?

我闭上眼睛,虚弱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大家能不吵一回吗?关在门里大吵,外面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吗?

接下来两天,我妈既没坚持去上访,也没说准备算了,但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过去,一个人活了几十年认定的理,能说放弃就放弃?至少心里那一坎也过不去。儿子也必定会坚定地支持他的外婆,归根到底,有知识没知识他都秉承了她的血统。我老公继续留在家里,前后左右跟着我妈,一方面是补偿一方面是防范,利用间隙帮我打电话找找人问问办法。他回来的第二天,镇书记打电话让他守在家里,直到文化节过去。我也没去店里,陈记者发短信说稿件过审了,下周见报,我得把报道之后的事好好想一想。

我给纪姐打了一个电话,约她去茶楼喝茶。就算是挨了刀的鸭子,我也要最后扑腾几下。

她说,我不喜欢喝茶,有事你直接说。

我说,纪姐,今天我用最诚恳的态度也是最后一次跟你谈论这件事,请你耐心听完,因为我想这对你很重要。不管小苏之前跟你说过什么,我想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当时买房的真实意图,还有合同和欠条都是你的亲笔签名,这两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我这么说不是想和你扯事实,我要说的是,你想知道这个报道一出来我们会怎么做吗?最大的可能是我去法院告你和报社,因为户口相关国家政策,移户口是行政行为,根本不是房屋中介的义务和服务范围。但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你这一单的服务会就此终止,你知道现在很多银行都把按揭停了,没停的也压着不批,我们也是凭着多年苦心经营的良好关系才能办下来,没我们,我可以说你根本办不了按揭。那么你想过按揭办不下来的后果吗?请你再仔细看看合同,上面明确写着:产权证过户当天必须马上提交给银行办理按揭,如不能办理,乙方必须在七天内用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余款。乙方没如期交付房款,按所欠款项总额支付每天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也可以拒绝交付房子或者……其他就不用说了,纪姐你是聪明人,一定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纪姐说,你敢,你们是不是不想做了?

我说,事实上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做,而是你不让我们好好做。报道一出来,我们这家中介就完了,我还怕你威胁不成。我想清了,这事对我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大不了拉个合伙人重新注册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但话又说回来,买房是件愉快的事,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合作愉快,难道你非得两败俱伤不可?这样吧,我提个建议供你参考一下,如果你让报社不报道这事,我不仅免除你所欠的中介费余款,并且保证给你办好按揭。

我挑开帘子直言,对于钱从来不必绕什么BCA,不需要用第二种解法,不管对方有没有知识。

纪姐沉吟了一下,说,我试试吧。

半小时后,纪姐打过来说,报社说不关我们的事,报道新闻事件是他们的责任和权利。

我说,哪个记者说的?黄记者?

她说,是。

我说,你不是认识主编吗,让他压啊。

她吞吞吐吐,主编说这事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

那好吧,既然路已经走绝了,我想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还是各自去准备后事吧。我把电话狠狠甩在沙发角,不顾餐桌边几个人惊讶的表情,黑着脸出了门。

纪姐这单不干了,其他客户总还得给人家办好。人就这样,有选择可能性的时候,会焦灼会不安,一旦没得选择,即使是最坏的结果,反有一份悲凉的释怀与轻松。套用一句网络热言,生活就是一场强奸,不能反抗的话,就享受吧。接下来两天,我不再去想报道的事,把全部精力用在处理手头的客户身上,尽量把后续服务做好,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

文化节前一天下午,我在店里意外接到陈记者电话,他告诉我稿件撤了。

你说什么,稿件怎么了?我机械地问,没能领会他的意思。

稿件撤了,事情过去了。陈记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怎么可能?

你真不知道?陈记者说,上星期到政府大院前静坐的白芒妹老太太是你妈吧?

我说是啊,没反应过来陈记者话里的意思。

他说,老人家昨天又去了。

啊。我麻木。

他说,这次她一个人去找信访局长,告诉他这个报道的事,说如果今天不把稿件撤了,她明天一定到广场上去。文化节过后她告定了,两件事一起告,从省城告到北京去。

我妈她……我的心里有不合时宜的酸楚。

你妈她真是个可爱的老太太,不是吗?陈记者接过话,好了,这件事总算了结了,祝你好运。

冬日的阳光从南窗洒进来,落在桌上那个镶着儿子近照的镜框上,旁边那张画着三角形的纸上用红笔画着许多个小圆点和许多条线,我曾在那绞尽脑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神秘的第四条线。我发现陈记者说得非常对,我妈是个可爱的老太太,对于一加一这样的等式她永远只有等于二这一种解法,坚定不移,永远不去想它会不会等于三或者零。当然,今天这样的解法只有我那个新人类儿子想得出,可不知道为什么,儿子那张开始变得懂事、圆通和有力量的脸,一方面让我幸福宽心,另一方面却令我冷汗涔涔。

意外的收获是,因祸得福,我老公受到上级注意,提升一级调回原单位。这件事的第三种解法是,一加一等于一。

模范爱情

宋尾

[作者简介]宋尾,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天门人,现居重庆;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

胜利二路这天早上来了一只灰喜鹊,落在门口那棵老楝树上,撅起屁股屙了一粒屎,跟着就在屋前屋后来回打旋。

“怪吔,死鸦雀子喳得人心里犯昏,该不是有事哟。”婆婆眯起眼说,“伢儿呀,你到街头帮我觑一眼嘛。”

我翻了个白眼,从台阶上跳下,往相反方向走了,惹得她踮起小脚追过来一通臭骂,“拴钉子的!喊都喊不动,懒得抽筋……”

其实我在前面巷子拐了个弯,就从前街绕回去了。

在面馆门口,一行人闹闹喳喳走过来。

四五个人陪着一个女的进到我们这条巷子。这个女的胖墩胖墩的,戴一副墨镜,背上挂着一个帆布包,土黄色,米袋子形状。我紧跟那个奇怪的背囊,长长的,瘪瘪的,挂在宽厚的背上,就像被抽了气一样。

几个街坊们伸出狐疑的脑壳,“么来头?”我当然晓得他们是干什么的。这女的手里提的那个黑黝黝的笨重家伙我认得,是一个相机。

前面带路的是那个奔头,这显然是街口牛师傅的手艺。不管你是哪个,只要钻进他的理发店,出来不是锅铲,就是奔头,当然,秃子除外。这个男的比她更胖,两个人并排走在前面,路顿时就窄了好多。

选才叔远远就迎出来,跟以前一样,都是安排好的。

我没看到柳姨,她肯定躲起来了。

她没跟街坊抱怨过,但连方脑壳都晓得她怕记者,看到记者就腿软。

说实话,那些报道,每篇我都看了,同样的一件事儿,翻来覆去地说,除了署名不同。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喜欢干这种无聊事。

那天,海棠麻子站在街当中说:“他们就是要把一根甜甘蔗嚼成渣滓,然后再吐出来。”他“咔咔”从嗓子里扯了一声,一口浓痰射在地上,打了几道滚,裹在一团黑灰当中,静止了。“就像这样。”

“但这也要你情我愿呀。”海棠总爱对任何事儿作出评价,他擅长这个,“不是说你有家伙就一定是嫖客的。”

他把选才叔对记者的殷勤形容为“婊子相”。

“你看他装,口口声声跟我们说几烦几烦哟,其实心里不晓得几欢喜。你把他拖到花鼓剧团开会表扬,底下挤翻天就百把人,记者写一回,就等于当着全国人民表扬了他一回。”海棠吔着眼,“他能不欢喜?”

话说回来,海棠跟选才叔一直搞不好。

选才叔将这行人迎回屋。花茶早就泡好了,浓郁的茉莉花香熏得我鼻孔发痒。

这条街上都喝白开水,就他用这个。我向他讨,他就摆手,“剐油的。”我心里说:“剐你个雀雀。”

女记者把蓝花玻璃杯搁到一边,问:“女主人呢?”

“她——在后屋。”他嘴唇努了一下,“有点小恙。”

你看,他说话硬是跟别人有那么点不一样。难怪海棠总说,“个婊子!像是从屁眼里嘣出来的。”

“哦,不方便是吧。”她有点遗憾地卸下那个夸张的背囊,在里面掏出一个本本,又摸出一支黑色的签字笔。

选才叔很老练地问道:“开始吗?”

她愣了一下,“开始吧。”

他们一问一答时,我就走开了。

这个故事,我的耳朵已经听起茧了。关键是,他讲故事总是那么干巴巴、硬梆梆的,一点不像花鼓剧团旁边说书的瞎子九爹,屁大个事,都能说得平地起雷,嘴上还滋巴滋巴的。选才叔一点也不好耍。

就是隔了三条街,我也知道他们怎么说。

女记者:“您家说一下,当年是怎么救您爱人的?”

选才叔总是这样,表情严肃,盯着天花板,想一想,再清咳两声,这才开始了:“是这样,那天,我下了晚班……”

这故事对我毫无吸引力,我倒是对柳姨一家的——也就是选才叔从没跟记者提到的挖宝传说十分着魔。

柳家以前是土财主,城关北面都是他家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被镇压后,他儿子,也就是柳眉她爹搬到这里,靠赶马车谋生。都以为柳家再也翻不起浪了,但隔了三十年,他家又阔起来了。新盖了三间四层的楼房,堂屋里还牵了一部电话,电话呐!

“赶马车可不可能赚这么些钱?”海棠很神秘地告诉我们,“我听说,柳老头是‘马车队’的。”

“马车队”是一支在民间极为著名的夜行队,总是半夜出没,沿途洗劫财物,但从不劫色。至于为什么,人人都有一种说法,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就像夜行队本身,谁都听说过,但谁也没见过。

婆婆对此嗤之以鼻。她说土改之前,柳家就把地全卖光了,换成金银首饰,装进坛子埋起来了。“这不就起出来啦?”

于是,柳家才有钱盖这条街最高的楼,把大儿子送去北京读警校,小儿子送到汉口读财校,都是靠那些钱。家里就留了一个女儿。

更气的是,婆婆说土改时我家的老宅院也捐了,“有长途车站那么大”。但这块地才换了一块梅花牌怀表。“卖了50块钱,买了这块地。”

有段时间,我随身带一把小铲子,沿着房基挖,但收效甚微,除了几块碎碗片和残破的土坛盖,什么都没刨到。这应当归咎于我爷爷,他总得埋点什么呀。

我嚼着冰棍儿回来,他们还在继续,堂屋里照常打着拥堂,好几杆大烟枪在那对着吹火。

“这些我都知道了。”女记者突然打断他,用手势比划着,“能讲讲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吗?”

“什么?”选才叔的样子很错愕。因为从没人直接问他这些。

“我的意思是,你爱她吗?”女记者很干脆。

“国际玩笑!”他脸膛涨得通红,“不……喜欢,能过到一块吗?”

选才叔是不可能讲出那个“爱”字的。我们这条街上没人用过这个词,不然被海棠晓得了,又该骂他“屁眼虫”了。

“那您家可以告诉我,爱她什么呢?毕竟……”又一句半截子话,我被吸引了。

“这个、这个。”他抠了抠脑壳,很费力地说,“条件好,年轻,对我,也蛮好啊。”

女记者眉头皱了一下。显然她对这个回答不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