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的“藏戏之眼”，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现实：从审美角度审视，你会看到今日大众化的审美已从过去以深度为美，变成如今以浅显为美，不浅不显便难以引发聚焦和围观的结局。难道这就是全球化文化在中国的拓展推进，国外时尚的泛艺术和娱乐圈的潮流如飓风骤雨般漫洇开来，造成跟风效应的结果吗？答案亦不言自明。我们不得不承认，跟风效应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当泛艺术的旋风引发强劲的外来引力时，相应的地方或本土化的力量也会受这旋风威力的席卷而构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妥协和调整。如此这般，我们才能在今日的舞台上看到上述改革后诸多藏戏的亮相，再也不是传统藏戏的独占鳌头。
是的，紧随这一改革流向的，还有对藏戏艺术本身所做出的慎重、趋向科学化的创新发展之变。在这些新的变革中，除了对剧目的创新，“藏戏之眼”还让我目睹到让藏戏走出困境的更多举措：如对藏戏各方面艺术人才的培训锻炼，用尊重、学习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寻找着一条更适合当代观众口味的演绎之道；深度挖掘藏戏中的民族传统特色，与多元的艺术式样相结合，将过去单调的甚至没有舞美背景的广场演出形式，来一个“华丽转身”，变脸成散发着兼容了他者艺术气息的新型藏戏。细细观之，你会在上演的那些新剧目中，看到现代藏戏中戴面具表现型与淡妆再现型双重协调的表演样式；现代藏戏中说唱叙述性与抒情戏剧性相结合的结构格式；现代藏戏中歌、舞、剧、技组列综合与人、神、鬼、兽同场共舞的演剧形式；布景、灯光、化妆、效果、装置同现代剧场综合艺术手段的有机联姻。
如此这般，我的“藏戏之眼”，才能穿越到2006——2007年时，惊喜地寻获大型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全国50多台精品剧目的角逐中，以其独具创新的艺术手法、气势恢宏的舞台风格及精湛的表演，跻身于这个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强之列；我的“藏戏之眼”入迷地在时光倒流中追索着，又觅到了新编传统藏戏《卓娃桑姆》以其非传统化的新颖的表现形式在上海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中声名雀起，斩获最高奖项，此刻，日历显示着2008年；继续搜寻，倒流的时光照亮了若尔盖、红原、壤唐、阿坝、甘孜等县的业余藏戏团，然后，越过绿色山谷中的“金马草原”，定格在如格桑花般盛开着的色达格萨尔藏戏团上。
我的“藏戏之眼”不得不长久地凝视着这支在四川藏区最早依托市场闯天下的民间戏剧团体，为它心醉。惊异地发现，它在上世纪80年代，便不再依赖国家资金而自谋出路，找寻着生存之路，发展之道。因此，色达格萨尔藏戏团的民间身份更让我对它充满钦佩之情。毫无疑问，它的充盈着安多藏戏风格与兼具康巴地区方言的歌舞说唱艺术特色让它自成一派，其根据藏族史诗《格萨尔传》改编的藏戏《赛马称王》，不仅承袭了安多藏戏的一些特点，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还创新了唱腔和表演身段，并在人物服饰、道具、置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如此，它那与时俱进的表演形态，才能够在众多藏戏团中大放异彩，赢得观众的称道，在国内外的名气越来越大。
或许，这样的创新，在其他藏剧团并非什么新鲜事，因为时代的步履逼迫着置身于各个剧种，包括藏戏在内的剧团做出艺术形式的创新与变革。所以，在对它的注目中，“藏戏之眼”中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色达格萨尔藏戏团的民间身份，在自谋生路中闯出的一条值得我们夸耀的艺术之路，而它多次获得我国文化部、中国文联、全国格萨尔抢救办公室的表彰，并于2005年在波兰共和国扎柯帕内市举办的国际山丘民俗节中应邀参赛，经过六天紧张的角逐，以藏戏《赛马传》夺取了此次大赛的金奖，足以明证它的成功。
但置身于迷津中的我，不得不将我的“藏戏之眼”不舍地从2005年异国那场山丘民俗节的热闹中拉回来，巡视着那些为了藏戏的发展所实施的多种抢救之道，它们似一棵树上的枝枝桠桠，在暴风雨的击打中顽强地生长着，并卓有成效地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生态环境的保护、广场与剧场演出并行等各种提案中扩大生存的空间，为的是在当代艺术的森林中让藏戏这棵老树不会被暴风雨击倒，而是生出新枝蔓，壮大它的身影。这些提案和行动，似雨后的彩虹构勒出绚烂的辉光，令藏戏这株老树看到了虹的迷人与新生的希望，于是穿越林中的光迎接着彩虹。然后，一幅美丽的图画便漫入了我的“藏戏之眼”——在那壮美的艺术之林中，被提案的虹照耀着的这棵老树，吸纳着虹的辅助之光长出了新枝芽。然而，艺术之林是那样的多姿多态，让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株生出新枝芽的藏戏老树，依然难以留住更多的目光，喜欢它的，依旧是那些铁杆的小众的观者。
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了。也是迷津中我的惑然所在了。
我的“藏戏之眼”迷茫地扫视着大众远去的背影，期待有一个如八大藏戏中神明授计式的梦境临降脑海，开示我找到答案，指点我走出迷津。
我闭了眼。在屏气凝神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型态。声音并不洪亮，我却为之一颤。
然后，我开始注目文化学者的观点：文化艺术正在发生“从精神性事业到物质性产业的演变”……在经济发达、物质丰盈的年代，人类身体美学或精神美学是愈加需要守护、伸延和扩张的……“艺术已经越来越远离往昔的个体化、个性化创作，而变成了企业、工业或产业的批量生产及其产品，从而以文化经济或艺术经济的特定面貌而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观点无疑如饮醍醐般醉我心田，淘得良方般悟我惑乱。
关于文化、关于艺术，国内外学者有许多新论，尤其是其反思所提出的艺术与文化产业的新型关系。这个声音又说：“文化是平常的。”并告诉我这在当今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认定了文化的普通性。为了找到文化普通性的理论依据，我的“藏戏之眼”不得不回到现代，在当代有关文化阐释的众多理论中，投向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影响甚重的美国学者杰姆逊的身上，看到他通过对美国社会后现代趋势的观察而对文化艺术的关系做了这样的反思：文化不再是指浪漫主义时代那种个性的养成，也不再是指泛化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而是特别地指人们的日常生活装饰如“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由此指出艺术的大众化、商品化和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正成为商品、成为消费品的不争事实。然后，我的目光移向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我便阅读到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化的工业化。按照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尔的文化批判理论，如今，大众文化已经演变成对社会群体产生强大控制力的文化工业了。
如此，“文化工业”的问题在今天的艺术选择中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便尖锐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对这些文化新论的观注，令我的“藏戏之眼”停留在论者通过对西方美学审美观由讲究精神层面到注重物质层面的阐释，所梳理出的艺术审美由虚到实的嬗变过程，并指出的艺术在现代社会由小众化的高雅到大众化的平凡是发展的趋势上。此外，在对世界潮流般的艺术审美由“虚学”到“实学”流变的注目中，我的“藏戏之眼”也惊喜地注意到我国相关的“国家文化艺术战略”对此作出的积极回应：由过去文化艺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从属地位提升到本身已成为综合国力要素的要求，它证明了国家对文化艺术从“单纯的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之学演变为拟境化或产品化的文化产业之学”的应变之策。那个指点我迷津的声音随即对我说：“在当今，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也就是意味着心灵的美在生活及生活器具、生活氛围中普遍的拟境化存在。”并告诉我，这些都要通过变革我们的社会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种新艺术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其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它的成长经历，就是在艺术经验和创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赞同的艺术之路上书写自己的历史。
于是，迷津中的我，便由困惑、迷茫中看到了一抹光亮——
如果把藏戏置于艺术之林而不是艺术的百花园里，在艺术的荗密森林中，要让藏戏这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林中老树，生长出更多的枝蔓，在老树新颜的面貌前引来大众的围观与驻足，那么，将其扩张延展，让它生长出影视、音像、旅游、教育、文化信息、微信微博等产业新枝，并形成一条产业链，让藏戏艺术产业化、工业化，是否是一条出路？
随后，我的“藏戏之眼”在这条藏戏艺术产业化的前景中沉潜，入梦。
或许，我就是在痴人说梦，妄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