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茅建海先生说：“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后，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密诏’，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但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丝毫不打算收敛。三个多月后，他在日本惊魂甫定，写下了前面提到过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这部充满了戏剧性的回忆录，主要由他的自我吹嘘和对慈禧无休止的谩骂构成。在这部书里，他“完全是以帝师的身份向光绪帝指授机宜”，“以指导者的口吻说话，光绪帝的态度唯唯诺诺”，“读起来有如《孟子》中的篇章”[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30、4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而慈禧，则被塑造成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孽。
二十五
与康有为的那份自得形成对比，菜市口，秋风落叶中，随着刀光闪过，六股热血从各自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飞溅在已被冻硬板结的土地上。这六人是：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从此，帝国百姓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还活着的维新党人，早已无心去分辨康、梁在各自追述中，掺杂了多少的修饰与谎言。
黄彰健先生说：“不加审讯而杀六君子，这正好方便了康、梁在海外的活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63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慈禧最终落得了一个骂名，铁案如山，以她的微弱之躯，想翻也翻不动。
慈禧的形象，从此十恶不赦。
假如历史翻转，杀人的一方换成了光绪，像康有为预想的那样，杀掉慈禧、荣禄和一批守旧派官员，那么，同样残忍的杀戮，不仅不会受到指责，相反，还会得到谅解甚至拥戴。
二十六
我们今天已经猜测不出，在慈禧的心底，是否曾经存在过爱。这对我们理解慈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爱，才能看清一个人内心中最真实的部分。爱的企盼、付出和疼痛，都将在一个人的心底留下清晰的印痕，即使过了许多年，仍会停留在那里。爱可以对别人遮掩，却无法骗过自己。政治——或者说权术则刚好相反，它往往掩盖了人的真实部分，让虚伪、欺诈和谎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看得到慈禧对于权术的游刃有余，却很难窥见她内心深处是否存在过对他人的真情。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慈禧也曾经是一个轻盈婉丽、弱骨丰肌的女子，如茅海建所说：“在一切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统统被粉碎之后，那拉氏让人看起来像一位标准型的良家女子”[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风声鸟声、画栏曲屏，见证过她的成长。或许，在她的梦中，也曾闪动过某一个翩跹少年的身影。那念头的闪灭，让她对雨中残花、风中落叶多了几分怜悯与缠绵。若不是入宫选秀把你抛入这深海似的宫殿，还不知她的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场人生。
她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人。
像《清宫词》里所描写的：
蕙质兰心并世无，
垂髫曾记住姑苏，
谱成六合同春字，
绝胜璇玑织锦图。
西蒙娜·波伏瓦说：“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法]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Ⅱ》，第19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对于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即使是宫殿中的后妃也不例外。后宫是一个放大的家，组成结构与人员成分比一个寻常之家要复杂得多，但它对情感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一入宫门，帝王的宠爱，就成了后妃们唯一的目标。只不过，后宫乃佳丽集中之地，它将帝王的性权力最大化的同时，分给每位宫妃的配额却是少之又少，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矛盾。这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处于圆心位置的，永远是皇帝，而妃子们则如花儿朵朵向太阳，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在两性的世界里，她们依旧像君臣，接受着皇帝的统治。因此，后宫女子们总是自称为“臣妾”。她们若想将你亲我爱的高潮化作永恒，就须倾力对抗它转瞬即逝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是幸运的，对于咸丰，慈禧心底也应该是有过爱的——那爱曾经真实地、沉甸甸地贮藏在她的心底。尽管她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最多只占据他内心的几分之一，但在这千灯如月的后宫，那已算是格外的恩宠了。咸丰皇帝阅尽繁花，她恨，但更有感激。
对于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她也该是有爱的，但载淳小时，正是她立足未稳的时刻，假如她身遭不测，儿子的命也终将不保。于是，在儿子最需要爱的阶段，她并没有留恋襁褓中的儿子，而是选择了与咸丰皇帝朝夕相处，把养育之责，拱手让给了慈安。
对于光绪，她也是有爱的。毕竟，光绪是她一手抱大的。儿子同治青春夭逝，让她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侄儿光绪的身上。光绪的父亲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奕譞，母亲叶赫那拉·婉贞则是慈禧的亲妹妹，哥儿俩娶了姐儿俩，这两家关系，自然是亲上加亲。纵然光绪自小就受到慈禧严格的管教和控制，但丧子之痛，也让慈禧把她的母性寄托在小光绪的身上。光绪辞别亲生父母，进入这浩大而森严的宫殿，那种陌生和恐惧，会袭遍他幼小的身体。为了让他有家的感觉，慈禧把他领入自己的卧室，吃饭、穿衣、洗澡、睡觉这类琐事，她都亲自伺候。为了让身子骨孱弱的光绪吃好，她让宫中御膳房的太监每天变着花样制作各种可口的饭菜，一日数餐，荤素搭配。光绪小的时候，得有一种怪病，时常无缘无故从肚脐眼里流出一种发粘的液体。为此，慈禧每天对他的身子进行擦洗，衣服一日三换，不厌其烦。寂寞深宫，每当听到电闪雷鸣，光绪都吓得浑身发抖，每当此时，慈禧都把他抱在怀里，一面轻轻地拍他的后背，一面面哼唱小曲，哄他入睡。“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母性的本能。当慈禧抱着年幼弱小的光绪，一面拍打着他的后背，一面哼唱着小曲为他压惊时，很难断言她内心没有涌动着温柔的波浪。”[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34——23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放任同治那样放任光绪，因为光绪是她继续垂帘听政的唯一借口。就这样，在她的“爱”里，光绪成长为她的一名人质或者囚徒。说人质或者囚徒并不过分，因为他的成长时光，都被他的姨妈管束和禁锢了。为了强化他们的“亲情”，慈禧不许光绪称她为姨妈，而是称她为“亲爸爸”。但那听上去亲切的称呼，却丝毫不能拉近他们的关系。她对光绪的控制越强，光绪身上青春叛逆的色彩就越是浓重。但她或许没有想到，光绪的叛逆，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反叛”，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情感上的对抗，转化为绝决的反目。
那些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摧折，在岁月流转中，最终都交还给了时间。宫殿虽大，爱却难以容身。宫殿内部的最大信条是生存，唯有冷似铁，才能更好地生存。
动情者死。
可惜这一点，咸丰不懂，同治不懂，光绪更不懂。
二十七
终于，她记忆里的那一抹艳阳，消失在寂静、深沉、广阔的岁月里。
戊戌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深秋，慈禧又一次成了胜者，同时，她也成了最大的败者。说她成功，是因为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她的权力；说她失败，是她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并且几乎丧失了一个帝国。
那时，她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爱。
一个没有了爱的女人，定然是可怕的。
她恨。原来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恨，这一次被完全唤醒、放大。她恨花心的丈夫，恨不争气的儿子，恨光绪这个白眼狼，恨洋人，恨全天下的士人、官僚。整个世界，几乎都成了她的敌人。终有一天，这恨变得不可控制，让她成了惊弓之鸟，让她变得失去了理智。
“这个女人的这种仇恨从这个冬天的夜晚开始，一直蔓延在世纪交替的这段难熬的时光里，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0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她狠，是因为她真的无情。
只是这无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缓慢的累积。
二十八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册，第28——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时期，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故宫博物院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
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