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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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戴宇威杂文精选小辑(2)

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们在生活安排上是异乎寻常的大方周到,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烹调出丰富多彩的饮食菜肴,搞的是24小时全天式开放的流水席,所有的运动员,工作人员,记者随时到随时可用餐,而且琳琅满目的饭食佳肴是敞开供应,各取所需。而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东道主的伙食安排就显得小家子气,不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没考虑得那么周全——连中餐都没有,而且就餐定时,定数,定量,一人一份,吃不惯,吃不饱,一概对不起,自己想法。在这些都是由国家买单的餐桌上,丰俭径庭,而体现其不相称的国力悬殊,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餐桌与国力倒挂的现象并不怪,越富裕的国家,恩格尔系数越小,越不在乎吃,加之底气足腰杆硬,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更不会把吃视作挣面子的事。贫穷落后的国家则相反,不但在乎吃,而且心理脆弱,面子观念特强,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看法,更因为再拿不出什么来撑面子,只好在吃上下功夫了。这就如同富人与一般人之于节俭,富人节俭只会被人视作美德,因而毫无顾虑,一般人节俭就怕有吝啬之讥,往往不那么理直气壮。又如同富亲戚与穷亲戚之间的往来,富亲戚随便安排几个菜都会心安理得,不会想着面子不面子的事,而穷亲戚哪怕倾其所有,把桌子摆得搁不下了,还惴惴不安,怕招待不周被小觑。

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接待外宾的礼仪上就比过去简略多了,务实多了,再难见到盛大国宴的报道,也没谁再为国宴吃什么而津津乐道,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对吃淡化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领域更多了。因而,我们没理由嘲笑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因为“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这餐桌,既要看是谁的餐桌,还要辩证地看。

专业新术语

一个人身体某组织被医生诊断为运动性损伤,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运动过度或运动不当造成的,因为,凭常识和经验,只有动才可能出意外,没有动就没有摩擦和碰撞,就不可能有损伤。同理,一个人被医生诊断患有营养性疾病,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这个人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调,谁也不会理解为营养缺乏,因为,凭常识和经验,营养性疾病肯定是摄入营养造成的,没有摄入或没超量摄入,是不可能患营养性疾病的。同时,今天困扰人们的问题不是没吃的,而是富营养化,吃动失衡,像令很多人头疼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尿酸偏高(痛风)等,主要就是生活富营养化惹的祸,全国仅糖尿病患者就已逾亿,占成年人的十分之一。在这普遍视营养过剩为仇雠,为这样那样指标偏高犯愁的时代,谁还闻营养性疾病而联想到缺吃少喝呢?

当然,专业术语概括性强,内涵外延明确,由不得外行望文生义或凭个人阅历去理解。运动性损伤确实就包含有不动或缺少运动造成的肌肉萎缩,而营养性疾病却既包括营养过剩或失调造成的富贵病,也包括营养不足或缺乏造成的发育不良或身体虚弱。

笔者不是医生也不是营养专家,不擅长病理和营养,谈这些不相干的事干嘛?乃是有感而发。近些年,学术界就出现了个新术语——营养性死亡,乃南京师范大学孙教授针对“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而提出的。我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无意介入当年有没有那回事,到底涉及多少人的争论,我服膺我们公开出版的党史及主流的权威历史论著的定论,不持异议为正能量添堵。我认为,“营养性死亡”这一称谓语义明确,概括性强,丰富了学术用语,实是孙教授的贡献。我很赞赏孙教授这一语言创意,用“营养性死亡”替代“非正常死亡”就如同以“负增长”替代“减产”、“倒退”一样,不但更有学术性,而且还一点不扎眼。毕竟,“非正常死亡”中的“非正常”,总不是好事,是谁也不愿出现的,而替代语“营养性死亡”中的“营养”,就养眼得多,谁不需要营养,谁缺得了营养,即使很多人患营养过剩疾病,这不是营养的错,乃人之错,就如同吃饭,谁都离不得,虽然时有人因吃饭不当而噎死胀死,可谁也不会因噎废食,仍会听说吃饭就会感觉生活的温馨和愉悦。显然,用“营养性死亡”比用“非正常死亡”更显得温情脉脉,更易于让人接受。甚至可以说,孙教授的贡献比“负增长”这一说法的原创者还要大,因为我们什么都喜欢正,肯定正,一直就在弘扬正气、正直、正向、正确、正能量等,而负毕竟是正的反面,什么东西带了负如负效应、副作用、负典型、负面影响、负面人物等,谁还喜欢?负增长,还有什么增长可言,不过是减产的另一种说法。而营养,一般都是往滋润、往享受方面想,即使是“营养性死亡”,也比穷饿而死强。所以,创造出“营养性死亡”这一用语非常了不起,可说是丰富了我们民族乃至世界的语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就说道,一个人有一项发明创造就值得自豪一辈子,而我所敬佩的孙教授,著作等身,这点创造于他,简直是微不足道。

然而在赞赏之余,我也觉得有点小小的不尽如人意,就是孙先生使用这一术语,从逻辑上讲,外延大于内涵,从而产生理解的模糊或歧义。因为,前面谈了,营养性疾病有营养过剩、营养失调、营养不良、营养缺乏等,提到营养性死亡如果不加限制,就不知道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现在生活才初步富足,绝大多数的人已不曾有饥饿的体验,哪里会知道缺吃曾是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再过些年,肯定会更加富足,生活更富营养化,不可能再有营养不良之类的疾病,人们普遍不存在没得吃也会出问题的意识,就像当年我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没有吃也会出问题一样。而普遍缺乏历史常识又不关心历史的后生,从历史文献上见到“营养性死亡”,自然而然地会“感同身受”,以为会是像自己所处时代一样是“吃多了撑的”。同时,孙教授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那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是250万人,后生们可能会惊叹于当时人们生活之好、体质之好: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才250万,而现在一年里仅死于糖尿病的人就超过了这一总数——糖尿病人平均年龄40岁以上,这上亿的糖尿病人就是享尽天年,一年也该有300多万人谢世,何况,还有其他更多的“营养性”疾病患者。可是,在惊奇之余也肯定会有疑惑:既然史书及各种文献都将那段时间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总不是正常时期,可人们的生活和体质怎么还那么好?

因此,为了不给后生读史造成困难,我们的学者在使用专业术语时还须更专业些或让内涵更大一些,使外延更小一些,比如加点“过剩”、“不足”等限制性词语,将营养性疾病根据实情,定性为营养过剩性疾病或营养不足性疾病,语义就会更加精确,从而可避免模糊性和歧义的产生。

被宠惯的人爱撒娇

小孩爱撒娇,但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撒娇,只有被大人宠惯的小孩才爱撒娇。年轻的女人爱撒娇,但也不是所有的年轻女人爱撒娇,只有被男人宠惯的年轻女人才爱撒娇。撒娇,也是撒娇者厉害的武器,且不说现实中常见人们对撒娇者百依百顺,又哄又亲的着急劲,单看《红楼梦》中大男孩贾宝玉撒娇时,老祖宗贾母搂他在怀里心肝宝贝叫个不停的境况,就可见一斑。

宠惯生娇气,不曾被宠惯,不会有娇气,也就没有撒娇的性情,只有常被宠惯的人,才会嗲气十足,才会有撒娇的资格。撒娇得有撒娇的资格,就是要有人宠着,惯着,不独小孩、年轻女人为然,只要是被宠惯的人皆然。

时下,因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风头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所觳觫,明显的就是在大手大脚搞吃喝和发放奖金福利方面大为收敛,如此清风,大得乎民心,社会好评如潮。但也时常从媒体上看到和从身边听到叫苦抱怨的,什么“公务员工资本来就不高,再把所有奖金福利停发了,如同雪上加霜”;什么“当公务员真没想头,就那点工资,还不如打工仔”;什么“这些规定、禁令本是限制领导的,结果让我们普通工作人员都吃亏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叫苦者仿佛生活在自身经济利益残缺不齐中,大有“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之哀伤,大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决绝。其实,这些抱怨,就颇似撒娇。人民日报早有社论回答这些人:请便。可至今不见辞职潮出现。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相关内容,实际上早就在中央有关文件中载明了的,只不过现时制定得更明确集中。以单位滥发钱物的事来说吧,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又称阳光工资,其幅度是原工资的三分之一强,有关政策就规定,兑现了绩效工资的单位,不得再自行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发放奖金福利。由于执行和督查不严,很多钱多得犯愁的单位稍观望了下,发钱发物又照常如故,这本来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天的公职部门,再是如何严格地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也不过是停发了早就应禁发的奖金福利,而政策规定的奖金福利如“年终一次性奖金”(又称十三月工资)、烤火费等,都是按时足额发放,谁也不敢停发压发,否则,会像克扣工资一样激众怒,产生严重后果。可以说,除了财政困难造成一些地方工资难以足额兑现——这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无关,公职人员并不存在劳动所得被褫夺,经济利益残缺不齐的情况。既然如此,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作为一般职工,又何怨之有?

其实,稍留意就会发觉,抱怨者都是权势部门或“油水”富足单位的人。正因为过去太滋润了,让优裕的待遇宠坏了,从而有了撒娇的资本,一旦中止了“最惠待遇”,同普通单位职工一样只有财政拨款那点“干工资”,前后反差太大,失落感顿生,自然会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旦没得到满足,就情不自已地撒泼撒野撒起娇来。相反,那些身在“清水衙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性子,那奖金福利再是开闸泄洪似地发,再是严厉地禁,都与他们不相干,不但牢骚不起,抱怨不起,还会为敢动真格的廉政之举拍手叫好呢。

可还别说,这些撒娇,还颇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并为他们鸣不平,这之中就不乏有识之士。近日读报,就见到我尊敬的杂文家仇先生为撒娇者鸣不平的文章《这个“滥”字不能少》,其主旨是,在禁发奖金福利这事上,“这个‘滥’字不能少”,即该禁的只是滥发,只要不为“滥”,该发的还得发。仇先生可说是急别人之所急,忧别人之所忧:给职工的奖金如果一概禁了,受“伤害的主体还是基层的低收入职工群体”,“国家劳动法对职工福利待遇有过明确的说明,如今这么一来,不仅有违常理,有损良俗,恐怕更是有违法之嫌”。并对把发放奖金福利搞得草木皆兵的人作剖析:“主要是一些人普遍存在宁左勿右心态和从众跟风心态,政治上过于敏感,认为只有刹死了一分钱不发,才能确保不滥发,也才能不会有任何风险”,只要自己不会有事,“至于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比起自己的政治利益又算个什么”?甚至不惮作恶意推测:“一些人因中央反四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心生不满,但又不敢表白,所以只好通过执行禁令来借题发挥,消极对抗,你上面不是不让我们多花钱多享受么,那好,咱就来个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别拿,让大家都跟着受苦,由着众多不明真相的人抱怨去。”

仇先生真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一声吼”,视不顾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人为仇雠。然而他却太天真了,把别人的撒娇太当真,其剑锋所向,如同唐吉可德挥矛与风车开战一样,没有真正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合法奖金福利扣压不发的事。可见,撒娇是如何的厉害。

当然,写这些,仅是针对撒娇说事,并不否定其它方面确实存在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受损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