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应该向陛下报告我在最近两三日内在各站所见的各军团的情形。他们几乎是溃散了。留在各团军旗之下的兵士不足四分之一；其余的人任意地向各方面走着，希望寻得食物，逃避纪律。他们大都认为斯摩棱斯克是他们休息的地方。近日来还发现许多兵士抛去弹药和武器。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陛下的最后计划如何，为了陛下军务上的利益，必须在斯摩棱斯克集合大军，去除无用的人，例如步行的骑兵，无用的行李，以及和实际的兵力不相称的炮兵器材。此外，兵士们因为饥寒与疲倦，很是憔悴，必须有几天的休息和给养。近来有许多兵死在路上，死在露营里。这种情形日益恶化，使我们耽心，假使不采取迅速的措施加以补救，我们就不能在交战时控制军队。十一月九日，距斯摩棱斯克三十俚。”
法军涌进了他们心目中的福地斯摩棱斯克，为了食物互相屠杀，抢劫他们自己的仓库，在一切都被抢光时，又向前跑。
他们都走着，却不知道是向哪里走，为什么要走。这个天才拿破仑比别人知道的更少，因为没有人命令他。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仍然遵守他们的旧习惯：下命令，写信，写报告，发Ordre du jour（日日命令）；彼此称呼Sire，mon cousin，prince d'Ekmuhl，roi de Naples（陛下，我兄，爱克牟亲王，那不勒王），等等。但这些命令和报告都只是纸上的空谈，没有一件事是实际执行了的，因为都是不能执行的。虽然彼此称呼陛下、大人、仁兄，但是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可怜而又可憎的人，他们做了许多坏事，现在就是为这些坏事而付出代价。虽然他们装作好像关心军队，他们却各人只想到各人自己，想到怎样赶快逃走，救他自己。
17
在从莫斯科退回聂门的行军中，俄军和法军的行动好像是作盲人游戏一样，两个游戏的人都蒙了眼，一个时时摇铃子，向另一个捉捕的人报告他自己的地方。起初被捕的人摇铃子，不怕敌人，但是当他感到困难的时候，便力求悄然无声地走着，跑着离开敌手，并且常常以为是跑开了，却是一直向敌手的怀抱里走去。起初拿破仑军队还让人知道他的地方——这是在卡卢加道路上初期运动中的情形——但是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他便用手握着铃舌奔跑着，并且常常以为他们是跑开了，却是一直奔向俄军。
由于法军奔跑和俄军追赶的速度，以及因此而有的马匹消耗，就近侦察敌军情况的主要工具——骑兵斥候——没有了。此外由于两军地位时常迅速的改变，连所得到的任何情报也不能适时递送。假使在二号接到了消息说敌军一号在某处，在三号，在可以做出什么的时候，这个军队已经走了两天的路程，情况完全不同了。
一方的军队逃跑，另一方的军队追赶。在斯摩棱斯克西边，法军有许多条不同的道路；似乎是，法军在那里留了四天，可以知道敌人在哪里，可以做出有利的计划，作出新的举动。但是在四天的休息之后，这个人群，没有任何策略和计划，又向前跑，不向左，不向右，却顺着旧的最坏的道路，顺着克拉斯诺和奥尔沙——顺着走惯的道路。
法军以为敌人是在后面不在前面，于是奔跑着，拉开着，首尾相隔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国王们，然后是公爵们。俄军以为拿破仑要走德聂伯河右边的道路，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于是俄军也向右转，上了克拉斯诺大道。在这里，好像在盲人游戏中一样，法军撞上了我军的前卫。法军意外地发见了敌人，便混乱了，因为意外的惊惶而停住了，但是后来抛弃了后边的同伴们，又逃跑了。在这里，好像是穿过俄军的夹击一样，法军的分散的各个部队，起初是副王牟拉的，其次是大富的，其次是柰伊的军队，在两面的俄军当中先后地走了三天。他们互相抛弃，抛弃了各自所有的笨重行李、大炮、一半的兵士，并且在夜间，从右边兜着半圆形的圈子绕过俄军向前奔跑。
柰伊走在最后，他忙着炸毁并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城墙，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不幸的处境，或者正因为不幸的处境，他们才像孩子一样地想要殴打那个碰伤他们的地板。柰伊带了一万人的军团，走在最后，夜间偷偷地在树林中渡过德聂伯河，跑到奥尔沙见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了，他丢下了所有其余的人，所有的炮。
从奥尔沙顺大路跑到维尔那时，他们仍然在向追军作盲人游戏。在柏来西那他们又混乱了，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渡过河的继续向前跑。他们的最高首领穿了皮大衣，坐着雪橇，丢下了同伴，独自向前奔跑。能跑走的，都坐车跑走了，不能跑走的，便投降了或者死了。
18
这个战役就是法军在奔跑时，为了毁灭他们自己，尽可能地做了一切。从他们转上卡卢加道路起，到他们的首领从军队里跑开的时候为止，这个团体的运动没有一次是有丝毫的意义——关于战争的这一段时期，历史家们（他们以为群众的行动是由于个人的意志）似乎不能根据他们的学说来叙述这个退却了。
但是不然。关于这个战争，历史家们写了如山的书籍，他们处处描写拿破仑的部署和他的周密的计划——指挥军队的策略，他的元帅们的天才的部署。
在拿破仑面前有一条畅通的道路通达富庶的地区，在他面前展开着一条和他所走的道路相平行的道路（后来库图索夫就是顺着这条路追他的），这时候，他却从马洛——雅罗斯拉维次退却。这个不必要的、顺着荒凉道路的退却——有人向我们说明，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他从斯摩棱斯克到奥尔沙的退却，也被人说明了是经过同样周密的考虑的。后来又有人叙述他在克拉斯诺的英勇行为，说他准备在那里作战，并且要亲自指挥，说他拄着一个桦树杖走着，并且说道：“J'ai assez fait l'empereur，il est tem ps de faire le général，（我做皇帝做得够久了，现在是做将军的时候了。）”虽然如此，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向前跑了，丢下后边的分散的军队听天由命了。
后来，他们又向我们叙述元帅们的精神伟大，特别是柰伊，他的精神的伟大是：他夜晚在树林里绕道渡过德聂伯河，丢了旗帜和炮兵，丢了十分之九的军队，跑到奥尔沙。
最后，历史家们把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勇的军队的事向我们描写成为伟大的天才的事件。甚至历史家还替这最后的奔跑行为作辩护，这行为是人们的言谈中所谓最低级的无耻行为，是每个小孩都会觉得羞耻的行为。
在历史论断的很有弹性的线条不能够拉得再长的时候，在行为明明是违反全体人类所称的善或者甚至正义的时候，历史家们创造了一个挽救性的概念——伟大。伟大似乎不包括善恶标准。对于伟大的人，恶是没有的。可以归罪于伟人的灾祸也是没有的。
“C'est grand！（这是伟大的！）”历史家们说，于是善恶都没有了，只有“grand”与“不grand”了。grand（伟大的）是善。不grand（伟大的）是恶。在他们看来，grand是所谓英雄的、某种特殊人物的特质。拿破仑丢开了他的部下，他们不但是他的同伴，而且（在他看来）是他带到国外的人，拿破仑不管他们的死活，他自己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向回奔跑，他觉得que c'est grand（这是伟大的），他觉得心安。
“Du sublime（在崇高）（他认为自己有sublime的地方）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和荒谬之间，不过一步之差。）”他说。全世界在五十年间重述着：“Sublime！Grand！Napoléon le grand！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崇高！伟大！拿破仑大帝！在崇高与荒谬之间，不过一步之差。）”
谁也没有想到，承认那不能用善恶的标准去衡量的伟大，便是承认他自己的无足轻重和不可衡量的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