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江淮，掩有北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及今江苏、安徽淮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经济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的失败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败退北京。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据前明大官住宅，日趋骄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怀重货，无有斗志。斗争严峻，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形势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促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今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辛亥革命
爆发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朝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掌握的工具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和发起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对，迅速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准备
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阻遏下，中国人民为改变国家面貌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为了缓和人民的仇恨情绪，清政府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陆续实行废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办企业、设商会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练一支掌握近代枪炮的新军。因此，新政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筹措庞大的练兵费用和对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通过斗争实践，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反对清政府的统治。1901年以后，各地农民的反清武装起义此伏彼起。但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自发的、分散的旧式农民起义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当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弱小但却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它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上层部分封建性较强，政治上懦怯、保守，中下层部分封建性较弱，革命要求较为强烈。与此同时，由于派留学、兴新学和新学书报的出版，一个不同于封建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阶层随之出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较敏锐，爱国热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易于接受和形成民主主义思想。其先进分子的呼声，往往代表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主要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鲁鲁的华侨中成立了政治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在于“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华侨的有力支持。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显示出活跃的势头。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上首先出现排满字样。《国民报》则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1902年上海成立了以造成“共和的国民”为目的的中国教育会，接着又在中国教育会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学社师生们在演说会上公开倡言革命。
促使知识阶层进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1903年为反对俄国破坏从东北撤兵的条约，上海举行“拒俄”集会，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迅速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得到响应。清政府下令镇压，青年知识分子愤而转向革命。上海《苏报》呼吁人们推翻清朝统治，并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要，引起社会巨大震动。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监禁章炳麟和邹容，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恨。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从东京回国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黄兴组织两湖学生在长沙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1904年7月，两湖进步学生又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由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发展而成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与此同时，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名目不同的革命团体。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立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的要求愈益迫切。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七十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进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七月二十四），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指向出卖中华民族权益、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满洲贵族，也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内容。民权主义要求通过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民生主义，其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即核定地主土地的现价，将来经济发展、地价上涨时，现价仍为地主所有，增价部分则收归国有，为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提出，主观上企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在中国再现，带有浓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客观上具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意义。三民主义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明确的反帝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在不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同样，它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案。平均地权企图解决的主要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下的城市土地问题。
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论战环绕“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三方面进行，涉及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等问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但革命派过分集中了对种族问题的注意，单纯宣传反满，无形中忽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在进行论战的同时，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见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1907年黄冈、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泸州、成都、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河口、安庆起义。这些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1910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改变方针，组织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宣统三年三月）黄兴领导了广州起义（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几次起义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多达千余次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内容为抗捐抗租、罢工罢市、抢米骚动和反对教会压迫等。这些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动过反对清政府出卖粤汉路建筑权的斗争。1905年，为反对美国统治集团虐待华工，由上海总商会倡导，二十一个通商口岸的商会响应，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中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大为提高。此后各地收回利权运动逐渐进入高潮。1907年，山西、山东、四川人民为保卫矿权，分别成立了保晋公司、保矿会和江合公司；江浙人民要求自办苏杭甬铁路。1908～1910年间，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人民继续掀起保矿斗争。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粤商自治会等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他们被称为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在海外成立国民宪政会、政闻社，准备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满洲亲贵们关心的是“皇位永固”，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和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汉族军机大臣袁世凯被罢斥，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当第四次请愿活动展开后，清政府以“聚众要挟”为名，实行镇压。请愿活动被迫停止。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他们对清廷的顽固态度从愤懑发展到绝望，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