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击匈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国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在后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原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领步兵32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40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小学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掳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70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70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70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掠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掳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掠吏民。
元朔五年（前124），大将军卫青以汉军10万出塞700里，俘右贤王部15000人。而秋天，匈奴又杀代郡都尉，虏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汉军10余万骑，再击匈奴主力，得虏首19000余级。匈奴屡遭重创，乃将主力退至漠北。但在东线方面，匈奴实力尚强，元狩元年（前122年），又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军相遇，经短兵肉搏，斩虏首18000级。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汉军数万骑，越居延泽，攻祁连山，俘3万多人。而后匈奴浑邪王带4万人来降。汉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连一带的牧场。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并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又南下右北平与定襄，掳掠千余人。次年，汉决定以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绝漠远征。卫青一路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相遇，战至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飞沙扑面，汉军乘机包围匈奴。血战之余，匈奴军除单于以下数百骑遁走外，被歼19000余人。东路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内2000里，与左贤王接战，斩俘匈奴7万余人。直抵大兴安岭，乃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大兴安岭之一峰），临瀚海沙漠，豪气干云，全胜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无王庭。数年之后，公孙贺与赵破奴曾各领万骑出塞千里，不见匈奴。元封元年，刘彻亲领18万骑巡视北方，出长城，登单于台，旌旗千里。遣使叫单于能战则战，不能则来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单于大怒，却也只能扣留汉使，迁于北海（贝加尔湖），不敢近汉之边塞。
匈奴经数次大战，人口牲畜损失惨重。短时内再无力侵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遭受外来打击而衰弱时，内乱也就接踵而至，因为对于怎样扭转不利局势，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匈奴势力削弱，原来受其控制的其他民族也乘机独立，匈奴则发兵去镇压。丁零，乌孙，乌桓等国与汉联合，从各个方向围攻匈奴，匈奴死伤甚为惨重。汉昭帝时，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经过一番争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宣帝五凤四年，北单于郅支进攻单于庭，南匈奴不敌，乃南迁至汉朝边塞附近，要求与汉合作。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入长安朝见天子。
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一雪汉高祖“白登山之围”的耻辱，并且彻底解除了匈奴对中原农耕地区人民的侵扰。更重要的是，大汉军队那种雄壮坚韧的气魄，深深地影响着后代人民，汉朝，被中国人看作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
由于匈奴的西迁，从而带来了亚欧大陆上民族迁徙的浪潮，这场浪潮，一直影响到欧洲，罗马帝国便是在这些游牧民族攻击下灭亡的。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10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贞观盛世
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唐朝除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9.66公里，南北8公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的1/8。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城分为110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500尺宽，无疑在当时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629）请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10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2000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周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祆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种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也有提及。
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就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运用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学家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3000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贞观之政之源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覆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戒自己及下属。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征当过道士，原系太子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允许四夷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降东突厥、平薛延陀、征高丽、服吐蕃、平回纥，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鼎盛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看完贞观之治，大家必然会明白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亦会了解到为何世界各地都会有“唐人街”了。
武周代唐
唐太宗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了皇后武则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