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咥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咥至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嘎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防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众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辈就是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见隋文帝杨坚）。
统一南北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族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二百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三百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完成和巩固统一的改革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行政制度 开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谓“六官制”。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有的郡则没有属县。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扬（今属江苏）、荆（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大总管，所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制订开皇律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订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开皇元年和开皇三年，又制订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律》的继承和发展。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颁行，即《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隋代的这些改革适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向，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实行这些改革，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维护了以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专政。
炀帝的即位 隋代许多改革是文帝和炀帝两朝完成的。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经获得文帝的宠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对他的信任。次子杨广同样奢侈好色，但却善于矫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文帝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杨广即位，是为炀帝。传说文帝是被杨广暗害的。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他早就觊觎皇位。七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反叛。杨谅虽然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隋朝的覆亡
繁重的劳役征发 导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无限止的劳役征发。炀帝营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滥用了民致力于纯为个人享乐而征发的劳役，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从炀帝即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发丁男数十万，在今山西、河南境内夹黄河两岸掘了两道长堑。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京，月役丁二百万（次年正月告成，历时十个月）。同时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丁男前后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不到半年便完成了这两项工程。这一年还在江南采伐木材，建筑东京和其他各地宫殿为了巡游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龙舟和数以万计的各色大小船只。八月巡游江都，征发挽船士数万人。粗略估计，从仁寿四年十月到大业元年十月的一年间，被征发的丁男不少于四百万。大业二年统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说，平均每两户征发一丁，而且征发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间，这一地区被征发的丁男所占的比例当然更高。营建东京的二百万丁，由于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劳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见这一年征发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惊人的。此外，该年被诛戮和流配的所谓杨谅“叛党”还有几十万人。
随后是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开凿永济渠。早在开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两次修建长城，一次征发丁男十一万（一作十五万），另一次征发十万余，都是按制度“二旬而罢”。大业三年炀帝到榆林，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虽仍按制度“二旬而罢”，但死者过半。次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足，以妇人供役。七月，炀帝北巡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此外，大业三年，还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一条通往并州的驰道，虽没有具体的征发数字，但征发范围达十余郡，人数当不会少。从大业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发丁男以至妇女，大约在三百万人次左右，征发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当时这些地区的户数，大致为三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征发比例也非常高。
炀帝在十四年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去巡游。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两至榆林，一游河右，还有长安与洛阳间的频繁往还。伴随着巡游，到处建筑宫殿每次出巡，宫人、侍卫和各色随从人员多达十万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经地方承办。这笔费用最后都落在人民的头上。
这些劳役征发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担的限度。大业六年就已有人民起义发生。次年，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更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和劳役，终于点燃隋末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
隋末农民大起义 炀帝三次东征，给人民造成一场非常严重的灾祸。大业八年云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为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类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数字就更大了。以后连年东征，都是在全国征发，人数也不会少。除了劳役以外，军需的征发也非常严重，常规租调已预支数年。这样扰动全国，弄得盛强的隋王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玄感的檄文），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受到无边的苦难。
河北、山东是筹备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人民走投无路，起义的战鼓首先就在这里敲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这一年还有刘霸道起义于平原东豆子航（今山东商河、惠民间），孙安祖、窦建德起义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蓓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各在境内起义。后来发展壮大的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南）军和以后南渡长江由杜伏威、辅公皰领导的起义军，也都在这一二年间组织起来。从此直到隋亡，见于史籍的武装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达岭南，东至山东、江浙、福建沿海，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中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的约占半数，起义时间也较早。这些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搏斗，分并离合，最后大致形成三大起义力量：一是威震全国、据有河南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是雄踞河北的窦建德领导的夏军三是自淮南转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领导的吴军。
隋炀帝的穷途末路 自大业七年农民起义爆发时起，隋炀帝就力图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时就经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这时更甚。大业七年，炀帝命令窃盗以上，不分轻重，随获随杀。九年又下诏凡为盗者抄没全家。杨玄感被镇压后，朝廷追究党羽胁从，死者达三万多人，凡取过黎阳仓粟者，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秉承炀帝意旨，统兵镇压起义军的将领任意屠杀人民。如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愈加壮大。大业九年以后，隋军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已不能控制广大农村。炀帝命令百姓尽数迁入城堡内，就近给田，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大业十二年炀帝第三次到江都。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但为了逃避现实，他整天饮酒作乐，不准人说“盗贼”众多，如有人这样报告，轻则免官，重则处死。那时炀帝所能控制的地域已非常狭小，粮仓被占，租调不入，江都粮食供应越发感到困难。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议炀帝南渡。炀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