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条长江，还差点让他落入北岸的宋军手里。那是在当年的三月，李景觉得金陵与长江北岸的敌营离得太近，太不安全了，执意要迁都到洪都（今南昌）。可是在迁都的过程中，他的龙舟在长江中突遇大风，直接被吹向北岸，差一点就让宋朝的水军不劳而获。
历尽周折到了洪都，李景却病倒了，真是生有地死有处，他千里迢迢担惊受怕地来到了洪都，竟然就是为了死在这里。他死的时候万念俱灰，给留在金陵的太子李从嘉的遗命是——再也不要为我奢靡浪费了，别修什么陵寝，只要有一个几尺高的坟头就好。我只求在地底下能够重获安宁。
这是平民一样的临终要求了，可惜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李从嘉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父亲这样的要求。他一边大修陵墓，一边上表请求北方的赵匡胤，请求给予自己的父亲以皇帝的礼仪安葬。
也许是同样刚刚死了亲人的原故，赵匡胤答应了。李景的尸体被隆重地迎回了南唐的京城金陵，追复帝号，定谥号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下葬于顺陵。
当年的7月29日，他的儿子，准确地说是六儿子李从嘉，在金陵袭位为第三代南唐国主，从此改名为李煜。
杯酒释兵权
公元961年的7月间，注定了是一个动荡的年月，在长江之南，第一大国南唐换了新的国主，在江北的中原第一强国宋，也同样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的政令改动。
没有任何的预兆，宋朝在乱世中国家安危的根本支柱——都城禁军里的高级主官们突然间被大面积地罢免。这些人包括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一个个威名赫赫、忠心耿耿，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有过什么反叛的迹象，但是一夕之间，全都丢官弃职。
能够想象当时外界有什么样的反响吗？严格地说，当时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血腥杀戮的五代十一国时期，就算赵匡胤本人都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南唐、后蜀、北汉、吴越等等等等国家毕竟都还与宋朝并存，虽有强弱之分，可是谁敢说最后的胜负？而在五代时期，国王与自己的统兵大将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诚信关系。像现在这样，突然之间禁军首领几乎全部罢免，在人们的记忆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血腥政变。
但是实际上，至少在史书文献的记载里，事情进行得波澜不惊，一切都像是微风细雨一样。和平、轻松，赢的人如释重负，而所谓失去了什么的人，也同样的额手相庆。
似乎是双赢。
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当年7月的某一天晚上，赵匡胤下了晚朝，把石守信等亲信都留下，邀他们到内宫喝酒。喝到兴头上时，赵匡胤突然非常不快乐，说——要不是你们，我做不了皇帝。可是我现在难受，没一个晚上能睡好觉。
石守信等人问怎么回事。
赵匡胤的回答直指要害——“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以后的事就谁都知道了。石守信等人伏地请罪，发誓绝无二心，赵匡胤宽大为怀，给他们指出条活路，即“释去兵权，出守大藩”，并赐予大批金钱田产、歌儿舞女，使彼等“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到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都因病退休了（称疾请罢）。
赵匡胤遵守诺言给他们一一安排了新的工作——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除石守信本人还保留了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个虚衔外，其余所有人的禁军官职一起罢免，尤其是继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这个极为敏感的职位之后，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被永久取消。
而且在各种史书中，如《宋史纪事本末》及《续资治通鉴》，都在石守信的仍旧兼职之后附加了一句——“其实兵权不在也”。
谁也没逃了。
以上就是被世人大肆称道的宋太祖仁政之一，“杯酒释兵权”。千年之间，无论怎样细查，怎样怀疑，至今也没有谁能发现并证明这件事是假的。于是就没法不称道赵匡胤是真的仁义了，比之刘邦、朱元璋那样大杀开国功臣，他真是好得太多了。
但是细想一下，我没法不摆出这样的疑问：
一、即石守信等人是开国之功臣吗？
二、赵匡胤是不能杀，或是不敢杀，还是没有必要杀？
首先说一，当刘邦、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时候，都是到了天下一统之后才开刀的。那么赵匡胤呢？这个时候他仅仅是把原后周的天下稳定下来而已，根本谈不到什么开国。而石守信等人最大的功劳，也只是在陈桥兵变时或里或外地推举赵匡胤政变成功而已。说到开国功臣，他们还谈不到，最多只能算是立国功臣。
再说二，赵匡胤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真的是威胁到了他的帝位以及生命了吗？根本谈不到，他们的威胁都是潜在的，最多只是怕他们步赵匡胤的后尘，也被部下逼着当皇帝而已。这有多大的可能性呢？犯得着刀头见血，让极力维护的和平形象受损吗？
所以，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完全可以看得淡一些，它的确可以算是赵匡胤的仁政之一，也给赵宋的官家们以后的立了个好榜样，但是它与刘邦、朱元璋等人大杀功臣的行为完全不可比，因为终赵匡胤一生，以及赵光义的一生，甚至赵宋所有官家的一生，都没有到达刘邦、朱元璋的境地，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来大杀开国功臣。
除了以后的宋高宗赵构，此人才真正杀了他的开国功臣，杀得千年以来，无数国人扼腕痛恨！
时间过得飞快，几乎就是一转眼之间，公元961年就过去了，紧跟着下一年，公元962年也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在中国的历史上，从961年7月份开始，直至962年的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刀兵争战。尤其是赵匡胤乖得出奇，他几乎是整月整年地窝在自己的家里，任由宝贵的黄金岁月匆匆而过，放任自己发霉腐烂。
好像他已经满足了，只是想在乱世中做一个平稳度日的守成之主。
但是奇怪的是，他身边的人却都累得要死。那么，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还是军队。继“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仍然对他的军队不满意。要知道，军队始终都是一把刀，不仅要对它放心，还要让它有用。
在放心的一面，赵匡胤的智慧让人没法不佩服。历史证明，“杯酒释兵权”仅仅是他改良军队的前奏，后面的事才是他治军之道的精华。
通过改换领导，殿前的都、副都点检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到了962年的9月，石守信的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也被罢免且从此撤销，并且从此把马军与步军分开，使他们各自为政。从这时起，“两司”变成了“三衙”，其长官就是后来宋朝军中统称的“三帅”——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南北两朝变成了三国鼎立，看你们还怎么联合起来作怪。
而这仍然不够，赵匡胤在“三帅”之下又设制了“四卫”，即属殿前司的铁骑军、控鹤军；属侍卫马军司的龙捷军；属侍卫步军司的虎捷军。这“四卫”下面再各设四厢都指挥使，再一层的剥离四卫的兵权。
但这还是不够，兵权如此细分，赵匡胤认为还是有危险。他进一步规定这些将军们加在一起，也仅仅是拥有了“握兵”之权，即平时由你们负责训练、职守、迁补赏罚。真正“调兵”之权他们一点边都别想沾。要“调兵”，只能去找枢密院。而枢密院应名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治机构，但它也仅仅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喉舌而已，它只能接受皇帝的命令，然后由它发布由哪位将军具体“统兵”。
由此，军中三权分立，无论谁也没法直接掌握一兵一卒。按说这样赵匡胤就应该放心了吧，不，还不行。赵匡胤结合自身的发展轨迹，又找到了新的隐患破绽。那就是将军们身边的亲兵。
赵匡胤下令，无论是什么级别，什么高度的将帅，都绝对不允许拥有心腹亲兵，严禁军人培养自己的私人力量，违令者斩！
这一条是重中之重，赵匡胤咬得极紧，不管合不合情理，对谁都一视同仁。就连他的义社兄弟、开国的元勋，被赐予殿前都指挥使，贵为“三帅”之一的韩重赟，被人告发拥有亲兵（仅仅是怀疑有），都差点被赵匡胤砍了脑袋。
这一步针对有用，赵匡胤的措施非常得当。他爱惜并重视士兵是特殊工种的劳动人士，军饷赏赐绝对优厚——“金币绢钱，无所爱惜”。但是，一定要守规矩，针对五代十一国其间骄兵逐主帅，悍将废帝王的血淋淋的教训，赵匡胤命令全军严格遵守“阶级之法”。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官大一级真的能压死人了。而且不仅能压死你，上级军官还真正有了生杀大权，使“士卒知将校、将校知统帅、统帅知朝廷”，彻底断绝以下犯上作乱骄横的不法之心。为了贯彻这些前所未有的命令，赵匡胤不惜大开杀戒，翻开宋史，因此一次杀二十九人、杀四十人、杀一百二十人屡有记载。
没办法，五代时军汉强鸷，不杀不足以立威，甚至不多杀都不足以立威。
这还没完，在开封城里，赵匡胤还有各种各样让军人暗自叫骂的阴损招数。比如说为了锻炼军人的体格，以及让他们保持勤劳防止懒惰，每到发粮饷的时候，赵匡胤就命令城东的兵去城西取粮，城西的兵到城东头去取粮，他本人就站在城中的制高点，看着满城的大兵各自背着至少两石（二百斤）的粮食从巨大的开封城这边走那边，那边走这边……而且他还规定了，绝对不许雇车或者有人帮忙。
这样的事太多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赵匡胤全心全意地梳理打造着自己的帝国内部，要尽快彻底地把他从后周偷来的江山改造成功，变成他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军队的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发现，他的命令还会不断地增加，直到后来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完美境界，才算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