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这条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另一面反对派们欢声雷动。
努力终于有了效果，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这是真的，截止到这里，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这事儿就是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是别忙，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法令，都要有一个过程要走。那就是所谓的法定程序，得由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下令，由翰林学士们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全国的富豪级家族、士大夫阶层、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臣弹冠相庆之时，有一个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的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赵抃，前面说过的在政事堂里拿王安石开涮的那位副宰相，他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实在是不大合适，因为面子问题。
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他现在还在京城，从官场行情，从以往惯例来看，他是注定了要在近期就辞职出京的。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味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
两个首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是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买卖，你怎么能突然间变态呢？
可不管两位首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本来嘛，仁人志士是不同于某些泥腿子南方佬的，记不记得伟大的导师孔夫子的贤徒子路是怎么死的？就连在激烈的肉搏厮杀中，都要把被打歪的帽子扶正了，哪怕因此而被杀死，那也是正义的死法，华丽的死法，符合道德情理的死法！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一共过去了多少天呢？请大家镇静，那居然是整整10天！事后想来，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想想也是，一来圣旨有了，这是最高指示；二来宰相们都是自己人，尤其是从前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的曾公亮、陈升之，他们俩比赵抃还要急。可以说是同心同德，铁板一块。
于是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吵，无所顾忌地拖吧！
直到10天之后……这10天在宋史里的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北宋的命运，让整个汉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之紧紧相联。10天之后，神宗皇帝突然间180度大转弯，他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许多人，指的是太监。而太监在神宗朝里的地位，嘿嘿，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就与太监有直接关系了。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
这两个太监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
他的名字叫李定。
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要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合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个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可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茬报复，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另开一章，集中讨论下新法里各位“小人”的真假问题。
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了。按惯例，我们动用下现代人的思维，以跟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立场，再加上近千年来各位大师学者们无数口水仗打出来的成绩，来辨别下它们的真伪，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认为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从宏观上看，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他一个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么办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等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让宋帝国从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阶段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经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青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青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100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10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达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
——“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
文彦博。
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