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黄河改道，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面对滔天的洪水，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
前面说过，两位前宰相贾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贾氏的恢复故道，商胡溃堤，就在商胡复原；丁氏的从长计议，先疏通河水，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怎样决策，慎之又慎，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
4年后，公元1051年七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
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尽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让人没法不先治它。5个月之后，郭固口合拢，但是仅仅限于合拢。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被抬高，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让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号称最废钱费力，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10万民夫而已。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就该知道，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那么拖来拖去的，到底因为什么？
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进入至和年间了，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他们广泛征集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据专家判断，一旦实施，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
六塔河方案出笼。
六塔河，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与黄河相通，却不入海。具体的办法是，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水流减缓之后，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进入大海。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从身份上讲，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说的话应该靠谱。从纯技术上分析，也很有道理。以六塔河分水，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
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多好的办法，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请批准，立即实施吧。
且慢，欧阳修有话说。
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心里有好多的话，都快把他憋爆炸了。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
第一，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欧阳修指出，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已经积重难返，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一定要逆天行事，难道与天斗，真的其乐无穷？
第二，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从长计议，8年了够长不？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
第三，六塔河计划。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六塔河，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黄河就安静了！
综上所述，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欧阳修在愤怒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又一个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青时代就风行全国，20多年以后，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辨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
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向陛下依次行礼，徐徐退下。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皇帝到底怎么了，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
明天不行，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初五日上班，大家接着朝贺，而且有新节目。宋、辽两国乃兄弟之邦，每年春节，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于是按惯例，初五这一天，要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辽国使者。
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真的要变成“晕君”？他们多虑了，皇帝可以晕倒，不过得20年一遇。大初五的，仁宗有新花样。
简短节说，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100年，都成惯性动作了，什么错也没有，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最高潮的桥段到来，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
就见新年有新气象，陛下坐得稳稳的，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皇帝突然说，“不高兴吗？”（不乐邪？）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陛下看我不顺眼，还是对宋、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
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可是都觉得不靠谱。理智告诉他，最帖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说的是病话。他作为宰相，就别跟着晕了。于是闭嘴，马上上菜，开吃！
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没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直到典礼结束。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总算松了口气。不过再次回家时，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皇帝是病好了，还是更重了？
这事儿还真不好讲，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哪个都要命。
第二天才真正要命。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初五日是迎接辽使，初六还要送行。仍旧还在紫宸殿，原班人马继续喝。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走到庭中央时，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速召使节上殿，朕几乎不相见！”
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您是今天失忆，还是昨天梦游，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100年的体面就要倒塌，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兵分两路，台下面由宰相出头，把辽国使者拦住，直接往外拉。
理由是皇上高兴，昨晚上喝醉了，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咱们换台喝。
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把皇帝架起来就走。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
当天晚上，宰执大臣们都没回家，他们找来了宫中的大太监史志聪和邓保吉，提出了个自宋朝建立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人提出来的要求。文彦博要求内侍随时通报皇帝的病情，不许隐瞒，不许迟缓。
理由充分，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上病成这样，大臣们必须心里有数。
看着很忠心，没想到被大太监们一口驳回，皇宫内部的事，轮不到你们宰相说话，该干嘛干嘛去，别给自己找祸！
实事求是地说，太监们的话没错。皇宫内外一条门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所以要彻底分离开，不光是皇帝的男性心理作祟，拒绝任何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有人身安全，更有政治安全。
古往今来，能带着人马随意出入皇宫的，只有董卓、曹操等乱臣贼子，想篡位的。其余想随时掌握皇宫内部消息的，也都不是善类。就像这时，文彦博看着是忠心耿耿，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皇帝只要有个小病小灾，他就随时掌控皇宫，这个天下姓赵还是姓文？
道理谁都懂，有的人犹豫了，比如富弼。文彦博却大吼一声，当了一回吹风机，他在史志聪的耳朵边吼了一大通的道理。这很平常，宋朝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根本就压不服人。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来人，带他去直省官署签字，立军令状。以后宫里的事两府大臣不知道，就砍了他。
史志聪立即就服了，不仅答应每天汇报病情，就连当天晚上皇宫各个城门要关闭时，他都要守门的去找文彦博说话，关不关城都由您作主！
文彦博很清楚，这不是服，而是不得不服，看来会有后患。不过他管不了这么许多了。当天他站在暗夜里的皇宫门前，遥望宫阙，心怀陛下。皇上，明天要是能见您一面，该有多好啊！
如愿以偿，第二天他就真的见着皇帝了。初七日，大清早的皇帝突然间披头散发地冲出皇宫，嘴里还高喊着：“皇后和张茂则谋大逆！”
文彦博、富弼的头发瞬间顶起了官帽，大逆……那不仅是造反，还要刺王杀驾！皇帝是连滚带爬地冲出来申请政治避难了，臣子们还等什么，还不冲上去救人？
却见昨天的一幕重演，皇帝颤抖的手一直向前伸着，内侍们一涌而上，把他牢牢按住，集体转身，返回了皇宫。留下了外面一大片的大臣们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