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5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4千多人面对10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再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600个西夏首级，战马100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可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他们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300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侮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无名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耻，死于战场更是耻上之耻。那么谁去保家卫国呢？
自有别的不长进人家的儿孙们！
在这些人的心中，至少在拦住韩琦马头的这些军烈家属的心中，当兵只是职业，养家糊口的办法而已。所以他的孩子只能活、不能死。他们总是看不清，在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是绝对不能只当作工作来做的。比如，军人、医生、教师、警察、监狱、政府职员，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的关键部门，那与开饭店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恨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几乎处处得见。
所以完全可以给韩琦这时的遭遇下一个结论，他不必要惭愧，那些军属是丑陋的，他们让自己战死沙场的亲人的荣誉受损，让他们的死失去了价值——既然他们认为那是错的！
尤其是宋朝三百余年间，只有这么一例，其他战争中伤亡将士的家属们，从来没有这样当面恶心人的。要去祭奠，哪里不行，非得到韩琦的面前？
至于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另有隐情的。
韩琦在泾原路奋力厮杀的时候，范仲淹也在同时做着努力，只是办法和意向截然相反。开战之前，李元昊曾经故技重施，又玩诈降诈和的那套老把戏。
他派人到宋朝的鄜延路、泾原路分别请和，提议我们不打了，现在直接谈谈条件和可能性。韩琦一眼就识破了这个无耻的老花样，连帅司都没让对方进，直接踢出泾原路。范仲淹就不一样，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尽礼接待来使。
虽然这个使者本身就很尴尬，是宋朝的降将高延德。面对叛徒，范仲淹热烈欢迎，对他带来的和平意向非常感兴趣，并且亲笔回了一封信给李元昊。信里强调，你知道怎样才能立国吗？是“以仁获之”；知道怎样才能国祚绵长吗？是“以仁守之”。
我们大宋皇帝一直都对你报有厚望，知道你是受了小人的挑拔，最终会迷途知返的。作为我本人，现在劝你重新接受宋朝的爵位和赏赐，这才是你的光明前途。
最后派宋军的一位将军韩周陪着高延德回西夏，要面见李元昊本人，把和平结果敲定。但非常可惜，韩周一去一回，共用了40多天，在西夏被接待的最高规格，只是见到了西夏高官野利仁荣，至于李元昊，他正在好水川忙着养鸽子呢。
韩周回来，带了一封超长的“国书”，共有26页之多。至于其内容，宋史中没有记载，范仲淹的列传中没有记载，只有4个字的形容词——“书辞益慢”。比以前的谩书更加难堪，战胜之后的李元昊趾高气扬，根本就不当范仲淹是回事。
尤其是所谓的和平，这种提议在侵略成性的人眼中，只是一份暗示他即将发财的通告，又可以获利了，看看，打赢了就是有好处。至于答应，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是你们最疼时，才会开出最好的价码。
皮球被踢回了范仲淹的手里，这成了个难题。26页的谩书，不管有多无礼，都是国家级的文件，无论哪位臣子接到了，都必须上交中央。可这样的东西交上去，信不信皇帝、宰相们一个个排队拿斧子砍你？
但还不得不交。于是宋朝300年第一人就做了一些……小手脚。范仲淹把26页长信中最不堪入目的20页当着西夏使者的面就都烧了，让那人滚回去告诉李元昊，宋朝的亲切是有底线的，热脸必须换来热的屁股！
等人走了之后，他拿起笔来，想了又想，把剩下的6页纸一一重写润色，以范公的文字功底，这封信立即旧貌换新颜，可以面对大宋天子了。这是不是犯罪了呢？
是不是对皇帝不忠，犯了臣子的第一条大罪了呢？
也是，也不是。纵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圣人是没有妥协，也就是作假的。上至周文王，下到诸葛亮，尤其是至圣先师孔夫子，快被饿死时说的话，完全可以吃饱了就反悔！
所以范仲淹此时的行为，就很难界定了。好，玩笑开到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不忠，甚至是不诚实，宋朝人都仍然推崇范仲淹吧。这是因为他的本心。想想他之所以会给李元昊写信，明摆着知道李元昊在耍诈，仍然以诚待诈，为的就是和平。
现在升级版的谩书送来了，如果让皇上如实看到，龙颜大怒的后果是什么？宋朝文臣无死罪，他本人大不了回后方去当地方官养老，可战争就会升级。所以说到底，曲线救国真是不得已啊。
修饰版的谩书送上去之后，效果仍然过于麻辣。皇帝和大臣们都怒了，首先一条，“人臣无外交”，别说是换回来的是谩书，就是降书顺表，范仲淹都犯了欺君之罪。前三元状元、宰相宋庠提议，把范仲淹砍头！
有人反对，现任参知政事、官吏克星杜衍强调，现在缺的是办事人，范仲淹一直在办，虽然这次蠢了点……但换你，你不犯错？话一出口，群情激昂，在大后方紧张得快要变态的文官集团们终于找到了发力点，这些喜欢、并且擅长上纲上线的大学士、大才子们马上就要互相大吐口水，来一次忠贞表演。
被一个人扫了兴。当朝第一人，宰相吕夷简发话，都闭嘴，我支持范仲淹。这次他犯错了，降职处罚就可以了。其他的，都谈不到。于是在这一年的三月间，西北战场上宋朝的两大主管高官，韩琦、范仲淹都被降一级，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
主战的，打了败仗；主和的，被踢黑了脸。那么这事儿得怎么办了呢？打还是和，这真的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