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这部书，的确是官修的史书。就像是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似的，能够从皇帝那那一笔钱买笔买墨，还买点水果点心犒劳一下辛苦翻阅和抄写的工作人员。这本是应该的，当初皇帝也是下了圣旨的。但是这位仁兄暗地调查了一下，司马光所领导的书局根本就没有请领过这笔基金。
人品的差别由此可见，不过经历了这次中伤之后，司马光越发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紧迫性，因为他还有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干扰。
不过司马光除了编书之外，也有比较丰富的社交生活，人不可能总宅在屋子里吧。
洛阳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风云人物在此汇集，当然这也跟王安石的新法有关。反对王安石的人在政治上失意了，于是都聚到洛阳来搞文化事业。
元丰5年（1082年）的时候，文彦博召集了一些年纪很大，资格很老，而且声名很高的人物组织了一个“洛阳耆英会”。这耆英会有13个人参加，好几个都是当过宰相的。像文彦博、富弼和王钦若都是著名的宰相，而且都是70岁以上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当时是64岁，已经很老了。但是跟那些老同志比起来还属于中青年学者，所以受邀请后他说自己不敢参加。文彦博说唐朝有个“九老会”，其中的狄兼谟也不到70岁。既然前朝有此先例，就可以依例参加，不违背祖宗之法。司马光于是就参加了，还写了《洛阳耆英会序》。
耆英会有会约，就是会员必须遵守的章程。这个会约今天还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叫真正的君子之交：第1条是序齿不序官，就是说按年龄排顺序。而不按官阶排座位，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实在是难得的。
第2条是饭菜要简单，早晚主食不能超过5种。喝酒个人自主，不劝酒。
第3条是召集的时候用一个帖子，来不来做个标记就可以了。
第4条是不迟到。
最绝的是第5条，违约了怎么办？罚上一大杯！
这才叫雅集，这才叫君子！
后来司马光仿照耆英会，自己也主办了真率会。他定的会约要求少喝点酒，蔬菜不限量，这很符合他的风格。
神宗元丰7年（1084年），《资治通鉴》编成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跨越16个朝代，共1 362年历史。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前因后果都有很明确的说明。
皇皇巨著，光耀古今，唯一能与它媲美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
神宗看了之后，深深感叹。再过一年，神宗就驾崩了。司马光到京师去奔皇帝的丧，一到开封，就引起士兵和老百姓的围观。老百姓说先生别走了，留下来任宰相，为百姓造福吧。看他的人太多了，马都没法前进了，有的人爬到屋顶上，有的人爬大树上。最后屋顶上的瓦被踩碎了，树上的枝条被踩折了。
这种场面让他觉得害怕，于是很快就回洛阳了。但是很快就被召回来了，因为主持朝政的哲宗和太后这对孤儿寡母希望他出来主持政局。
在司马光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当上了宰相。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废除新法，他废除新法不遗余力，最终新法一项都没有保留。
王安石比他小3岁，在同一年去世。但是王安石去世比司马光早几个月，他亲眼看到自己十几年的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而司马光十几年编成的《资治通鉴》，在生前也没能看到雕版印成。
斯人已逝，司马光的功过是非是历史学家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而《资治通鉴》将永远散发经典的魅力。
3. 苏门弟子知多少
苏轼是大宋300年最有才情的人物，他的名声绝对不是吹出来的。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地有才，太有才了。
他因为文章列入唐宋八大家，因为书法名列宋四大家。他的诗是继李白和杜甫之后的一位大家，他的词开创了豪放一派。
他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5朝，两次在朝廷任职；两次在外地做官，两次被贬谪。他概括自己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出入儒释道，做到三教圆融；他喜欢发议论，就像是战国时的纵横家，但是他又服膺儒学；他讲老庄，谈佛理。但是又不做隐士，而是时时刻刻关心政治。
国学大师钱穆说他是儒门中的苏和张（战国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又是庙堂中的庄老。非纵横，非清谈，非禅学。而亦纵横，亦清谈，亦禅学。实在不可以一格绳，而自成为一格。
他有很多很多的知心朋友，他说自己眼前所见无一个不是好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
他在很多地方任职，留下了很多诗篇。但是他在做官的时候并非整天吟风弄月，而是勤勤恳恳，为民办事。至于那些诗，别人也许需要酝酿许久。但对他来说，就像平常说话一样。随便一写就是千古名篇，随便一画就是今天的国宝。
他被认为是天上的奎宿星，就像雅典娜是智慧女神一样，苏东坡主持着文运。
生在苏东坡那个时代实在是太幸运了，年轻的女孩子可以说要嫁就嫁苏东坡，而壮志男儿则可以拜东坡为师。欧阳修之后，苏东坡接过了文坛的大旗。青年才俊们涌到了他的门下，苏门弟子成了他们最耀眼的身份。
这里最值得一说的是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
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苏门弟子中黄庭坚名列第1，诗歌上苏黄并称，有时又称“坡谷”。因为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人们大都称他“黄山谷”。他把东坡老师的画像挂在自家室内，每天早上都要焚香敬拜。他在诗中写道：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他对老师的遭遇十分愤慨，而十分赞赏老师的人生态度，认为老师有着和陶渊明一样的风味。东坡逝世后，他悲痛地写道：“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
秦观是很有名的才子，苏东坡在徐州任官的时候，秦观去拜谒他。他在诗中写道“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颇有李白之风。东坡一看他的诗作和书法，写诗答道：“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谁谓他乡各异县，天遣君来破吾愿。”红颜薄命，才子短命。秦观在自己的老师前面辞世，东坡十分伤心，把秦观的名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写在扇面上作为永久的怀念。
晁补之很年轻，20岁的时候就见到了东坡。东坡认为是可造之材，悉心指导。当时东坡在杭州跟晁补之说起杭州山水人物，说枚乘《七发》和曹植《七启》那样的文字才能描绘这种雄奇秀丽，晁补之回去就写了《七述》。东坡一看大为赞叹，说本来自己想写的都被晁补之给写了，晁补之一下子就出了名。晁补之的一些堂兄弟像晁载之、晁咏之和晁说之都受到过东坡的栽培，晁氏家族成为文化大家族。
张耒是一个性格很坦率的人，他和老师无话不说。常常是各抒己见，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是张耒对老师的态度。
苏门六君子是谁呢？其实就是在苏门四学士之外加上陈师道和李廌。
陈师道因为东坡的推荐当上了徐州州学教授，东坡去杭州途经南京，陈师道知道后很想去跟老师会面。于是他向徐州知州请假，知州没批准。他就说自己病了，请了病假。然后擅自跑到南京去了，跟东坡相聚数日最后挥泪告别。不幸的是陈师道被人告发了，于是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官职。
李廌一辈子都对东坡极为尊敬，东坡在当主考官的时候，因为糊名和誊录的程序严格，所以他辨别不出哪一章是李廌的卷子，结果李廌名落孙山。但是李廌从没为此事对老师有所怨恨，他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东坡逝后，李廌哀悼老师的文章流传最广，其中写道：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
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东坡门人中还有“苏门后四学士”的说法，指的是李格非、廖正一、李憘和董荣。前两位比较有名。李格非本人是文学家，他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女儿——李清照；廖正一的词作写得不错。
此外，苏门弟子中没有归类的有李之仪、李昭玘和姜唐佐等。
苏东坡非常喜欢李之仪的诗作，二人关系融洽。李之仪的夫人胡文柔也是东坡先生的粉丝，她对自己的老公说：“东坡先生天下闻名，读了他的文章，就让人有了杀身成仁的气概，你要好好向他学习。”东坡被贬英州，胡文柔亲手为东坡赶制衣服，为东坡送行。她说我一个女子能认识这等人物，此身无憾。
李昭玘从小就很仰慕苏东坡，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李昭玘给他写信。苏东坡对其文采十分欣赏，在回信中将其列入自己门下。李昭玘十分高兴，从此诗画往来不断，并跟随老师在政治上同进退。最后被列入党籍，多次罢官。在家闲居许久，也丝毫不改自己对老师的敬意。
姜唐佐是东坡最后一个弟子，他是海南人，海南当时是非常落后的地方。苏轼收他为徒，希望他能考中进士，写诗道：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后来姜唐佐不负厚望，终于成了海南史上的第1名进士。
苏东坡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才气将北宋的文化推向了顶点，所以他的弟子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他的。这里介绍苏轼的弟子，是想说明他们享受了苏门弟子的荣耀，但在后来也承受着作为苏门弟子的沉重压力。
其实，到了苏东坡的晚年，北宋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宋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复兴必然伴随着巨人的诞生。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韩琦、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程颐、程颢、张载和邵雍等人就是这个时代的巨人，他们让北宋永远闪耀光芒。然而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得巨人的时代没有能够延续下去，金国的铁骑最终让北宋的文治事业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当我们刚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感悟了巨人的灵魂，我们马上就要陷入沉重的历史悲剧之中慨叹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