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至今对于济南的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一个相当生疏的词汇。这种生疏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一九九〇年济南市成立热电公司时，组织部门扒遍了干部档案，竟然找不出一个热电公司经理的适当人选，终了只好向省电力局求援，请来了一位具有相当组织领导能力的热电专家。
孙光毅就是这样登上热电公司经理的宝座。作为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企业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和省电力局生产技术处副处长，他对靠群众集资兴办的地方热电原本没有多少兴趣，到济南他每月的收入也要减少近二百元。但当电力局领导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思索了不过五分钟就爽然应承下来。夫人为此很不满意，问他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回家商量商量。孙光毅说：“人一辈子总得干成一点事业，济南的事业摆在那儿，有什么好犹豫的？”
但事业并不是好干的。摆在孙光毅面前的难题有两个；一方面四十万支小烟筒、三千多支大烟囱照样喷吐不止，一方面新建的几个热电厂连年赔本，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扭亏为盈，孙光毅的办法灵验得很：热电热电，又供热又供电，改一季供气为四季经营，既增大了贡献又增加了收入。但要扳倒那么多小烟筒大烟囱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意味的是必须建设起几个新的、具有相当规模能力的热电厂，而那又意味的是大笔大笔的资金和投入——资金和投入，有时是比上刀山下火海还难的呀！
孙光毅和公司党委书记张栋臣反复揣量，决定把突破口放到投资省、见效快的黄台供热站工程上。
黄台供热站借的是黄台电厂的东风。黄台电厂地处市区东北，是济南市几个燃煤污染大户之一。该厂始建于五十年代初，原设计发电能力为一百万千瓦，由于资金短缺只搞到十八万千瓦。八一年电厂扩建，按照有关法规，需经所在地区环保部门批准同意才能上报立项。省、市环保部门提出，扩建可以，必须拿出原有的一个小机组向市区供热。道理十分显然：你扩建增大了空气污染，理应同时为治理空气污染作点贡献。协商几次不成，电厂直接找到市委书记那儿，说是耽误了我扩建发电，我就从电网里扣你济南市的供电量。那时电力紧张得很，市委书记一听那还了得，环保局想干什么！当即让办公室通知环保局，派人带上章到市委来！环保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匆匆赶去，人家把章一盖，拿着上报材料就走了。这件事让副市长刘振嵩知道了，打趣说：“看来以后你们环保局的章得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向外掏。”一次失败二次盯紧，加之环保意识提高，八七年黄台电厂再度扩建时，厂里终于接受了利用原有的三台机组帮助济南市建立黄台供热站的方案。按此方案，黄台供热站建成后，历山路以东的大批小烟囱和一百零一个单位，包括东北工业区的十几家空气排污大户的大烟囱，将被一次扳倒。
孙光毅面对的是，供热站已经筹建三年，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至今管道没有铺下一根，每年筹集的资金，刚够职工们发工资吃饭用的——这项市里的重点工程，市里一分钱不拨，全部靠集资和自筹资金。
贷款已不可能。热电公司前几年已贷款三个亿，人均二十万，银行恨不能变卖他们的资产。
集资困难重重。经济滑坡，企业多数苦挣苦扎，何况即是集起一二百万来也大事难成。
那就只有出售债券一条路。但出售债券必须经银行和信托公司批准，更重要的还不在人家批准批不准，在于面对前任留下的巨额贷款和债券高达百分之十四的利率，孙光毅有没有那样的胆量，踏上出售债券的路！孙光毅苦苦思索、掂量，他读了一本又一本有关书籍，算了一笔又一笔帐。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上的一句话鼓起了他的勇气：一个企业家敢不敢负债，从根本上说，是对自己的企业有没有信心的表现。“难道我对济南的热电事业没有信心吗？”孙光毅这样问自己。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发行债券的决心也随之变得不言而喻了。
六百万债券售出，黄台热电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管线铺设全线打响。
管线要经过一些村子、单位，矛盾随即又发生了。某村先是提出，管线要经过村子就得给村子供气，接着又提出在地里打一根桩子要付一万元补偿费，八十根桩子八十万少一分不行，管道从空中经过还要格外再交一笔“遮荫费”。你批评他不支持重点工程，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重点工程就得吃重点工程。你不答应他，他就找来一伙妇女躺在地上哭给你看、闹给你看。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林业局的一家苗圃，书记是省劳动模范，开始听说管道要从他们院子里经过，他态度不错，赔苗、占地、过墙几项补偿算了算总共两万八千元。双方都很满意，当即签了协议。可睡过一觉不知哪根神经起作用，翻了毛子，提出补偿不得少于九万元。热电公司一位副经理和供热站两位负责人去协商，人家睬也不睬。孙光毅只好找到市重点工程办公室求援。“重点办”主任陈玉璋亲自出马，对方才把价码降到六万。时间不容耽误，每耽误一天都要付利息，更重要的是孙光毅一开始就把工期定在半年完成，他要赶冬季供热的旺季，那不仅是社会效益问题，还关系到资金回收的问题！六万就六万！孙光毅咬咬牙应下了。重新签约，重新施工，管道过墙时，那位劳模书记忽然又提出墙拆得多了。拆得多了垒起来就是了；不行，说是还要增加一万元补偿费。这次施工的民工火了，硬是不予理睬。那位劳模书记立刻调动三十多名职工，与三十多名民工对起阵。双方剑拔弩张，惹得派出所和林业警察紧急集合、紧急出动。后来市里找了林业局，林业局一位局长出面，那位劳模书记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好一个“不周”！这一个“不周”占去了孙光毅计划的整整半年工期，使黄台供热站白白错过了一个黄金似的冬天！
好在孙光毅并不气馁，在公司干部大会上发出了昂扬的呼喊：“山越高越有爬头，路越远越有走头！同志们哪，困难越大越有干头！”
的确，四十万支小烟筒、三千多支大烟囱还在前面，孙光毅、张栋臣们的事业还在前面！
污水佳话
说王连祥跟雨污水打了一辈子交道难免有夸张之嫌，但说王连祥为治理雨污水奔忙了大半辈子，恐怕就没人会提出异议。这位两鬓如雪、几年前就已离休但至今仍未离岗的总工程师，是随着济南战役攻城部队的冲锋号走上城建战线的。那时他身手矫健，修西门桥，拆围子墙，打通泉城路，疏浚小清河、太平河，到处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六二年一场暴雨之后，国家投资六百五十万（那时的六百五十万啊！）修建防洪设施，他是主要干将之一。工商河治理，他是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万胜大沟工程——市区内一项雨污水排放干线工程——他既是技术负责人又是现场指挥。及至八八年他岁满花甲，刚动念头想要回家抱孙子，又接到了要他带队赴京，跟外国人谈判引进污水处理厂设备的任务。
按国际上流行的说法，看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的程度，只要看污水管网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这两项就够了。如果按这种说法衡量，济南就惨了：污水管网一项撇开不说，污水处理率解放四十年来一直为零。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是小清河由原先的清澈见底、鱼虾欢跃，变得浑浊不堪、鱼虾绝迹，继而又变得臭气熏天、贻害百里。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曾经造成泰晤士河一百多年里鱼虾绝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造成莫斯科河几十年中不见生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又当怎样呢？泰晤士河、莫斯科河在经过了漫长的时期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又重新有了生物有了鱼虾，我们的田园河流，也要经过那样漫长的时期、付出那样沉重的代价，才能再见生物和鱼虾吗？身处高层的决策人物们在思索，奔波在下层的实际工作者们也在思索。八七年来自上海的一条信息，使建委主任彭元栋、城建局长刘玉亭看到了曙光：奥地利政府决定给中国政府提供一笔用于污水治理的贷款。“要！要来建一座污水处理厂！”经过反复讨论斟酌，市计委主任张福山亲自跑到北京申请争取，贷款有了希望；又经过将近半年的磕头作揖、苦苦哀求，找到担保单位，污水处理厂这才算有了着落。
着落也还是第一步。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要求，贷款必须用于购买奥地利厂家的设备。这也就是王连祥一行所要肩负的使命。
正式谈判代表三名：总工程师王连祥、污水处理厂筹建处主任黄清祥、生产计划处处长王恕。另外从上海请来了一名顾问和一名翻译。一开始，奥方只有专门经营供水给水设备的阿垮公司一家参与谈判，谈判进行不久，另外三个厂家得到消息，也投入到竞争行列。
王连祥搞工程是行家里手，谈判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他面对的却是谈判场上身经百战的“老将”。阿垮公司的“老将”名叫汉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要怎么随和有怎么随和。双方先介绍情况。王连祥介绍济南的水质、污水排放系统，以及对未来的污水处理厂的设想和要求。汉斯介绍奥地利治理污水的经验，及其公司生产的治理污水设备的工艺、性能、特点。介绍完毕，一方对治理充满信心，一方对设备表示满意。“那么就请汉斯先生报个价吧。”王连祥轻轻一句话，把谈判引入了实质性阶段。
政府提供贷款，用贷款购买本国厂家的产品，厂家赢利再向政府交纳税金，奥地利政府算的是一笔大帐。政府接受贷款，用贷款建设项目，让项目造福于民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算的也是一笔大帐。两笔大帐具体到提供设备和购买设备的双方时，价格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
“根据贵方提出的规模要求和我方提供设备的数量质量，以及我公司对贵方合作诚意的理解，我方确认全套设备的价格，不应少于两亿奥先令。”显然是预有准备，汉斯不慌不忙地报出了价格。
按当时比价，一奥先令相当于人民币四角，两亿奥先令相当于人民币八千万。而奥地利政府提供的贷款，只相当于人民币四千四百万左右。这就是说，单是设备，把全部贷款用完还要格外再增加三千多万。奥地利人的帐是算得相当精明的。但据上海的顾问和经贸部的专家透露，作为第一轮报价，两亿奥先令并不是太高的。
不是太高肯定也是高。王连祥尽管初登谈判桌，对对方的底牌也不明了，但还是表态说：“两亿奥先令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希望汉斯先生从友谊和双方利益出发，重新考虑新的报价。”
事情并不出乎对方预料，第一次谈判就此停止。第二次谈判，汉斯来了好长一段开场白，大谈了一通奥地利和阿垮公司对中国和济南的友好，然后提出一个新的报价：一亿九千万奥先令。他申明，这个报价完全是考虑到前面讲的那些友好才提出来的，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王连祥自然不会对汉斯的“友好”、“申明”评价过高，按照预先商量的策略，再次提出要求对方重新考虑报价。但汉斯这一次不肯退步了，除了答应向公司报告，只剩下对王连祥等人“缺乏诚意”的不满和抱怨。
一连两次接触都是不欢而散，王连祥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也不觉有几分发毛。正在这时，传来了奥方比罗、奥钢联、XGP三家公司要求参与竞争的消息。王连祥好不高兴，与黄清祥、王恕等人商量后，立刻开始与三家对手接触。货比三家，现在是货比四家，王连祥相信一定能够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轮流接触一圈，结果使王连祥大失所望：三家公司的第一次报价都高于阿垮公司的两亿奥先令，而且从生产工艺和质量方面看也都不如阿垮公司保险——三家公司都仅仅是把制造与水有关的设备做为附带项目。看来只有阿垮公司才是最合适的伙伴，必须集中把文章做到汉斯身上。但这是绝密，为了不使汉斯察觉，与其他三家公司的谈判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王连祥和同伴们确定了新的方向和策略。
但汉斯仿佛对情况了如指掌，一亿九千万的报价不仅不向下降，还露出后悔的意思，对王连祥等人“缺乏友好和诚意”的不满和抱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强烈了。是谁向汉斯通报了情况？会不会是奥方三个公司？可面临竞争，奥方公司怎么会把情况通报给对手？即使通报又怎么会三家公司统一行动呢？
王连祥的任务是双重的：必须成交、必须以最低价格成交。国家穷，济南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不容易啊！能一分钱办成的事决不花二分钱！可如果由于一味压价造成谈判破裂，他同样负不起责任。眼看谈判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王连祥拿定主意返回济南，请示可否接受一亿九千万的报价。可意外中，他从翻译那儿发现了汉斯赠送的礼物。难道是翻译……王连祥警觉起来，果然又发现谈判时翻译用奥语向汉斯提供某种情况或建议的迹象。
看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连祥第一次亲眼看见了“汉奸”，第一次明白了有些人成为“汉奸”是一件多么轻易的事！
立即换翻译！当又一次谈判开始，汉斯面对的不是那位“汉奸”，而是一位新的一丝不苟的翻译时，立刻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