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听说你的剧作选即将问世很是惊讶，因为在不少人眼里你是写小说的，写长篇小说的，而且是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你是什么时候写起剧本来的？写了多少剧本？怎么会想起出剧作选来的呢？
答：外界对于一个人的认识或评价，根据的往往只是一点或几点印象。这可以理解，我对别人往往也是如此。说我是写小说的肯定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出过三部长篇，还出过几个中短篇，有的还产生过一些影响，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海猎》等等。可同样有根据的是我还是个写剧本的，而且写剧本的历史并不比写小说短，作品也并不比小说少，有的，如《原野风》还得过全国性的奖。
我写剧本与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几年有直接关系。那时我干的不是专业编剧，但文工团首长有意要发展我爱好写作的特长，我也有意要在这方面有所造就，于是便特别注重读这方面的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作品多是那时候读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书都属禁书，是多亏了好心人的推荐帮忙才读到的。书读得多了，心里痒手也痒，便试着也写起剧本来。虽然写了两个小戏都没成功，文工团后来的首长也不认我这壶酒钱了。1975年全军开展模拟实战的大练兵时，我还是争取到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参与其中的机会。那次行动的结晶就是《检验》。这是我写的最早的一个电影剧本，也是收入到这个集子里来的最早的一个作品。这应该算是开始，从那以后或者心动手痒，或者应人所请，或者禀承上命，断断续续一直写到现在，累积了不下一百几十万字的样子。至于要把剧本结集出版，则是从一位朋友要帮我出版作品选集或全集时提起的。我说：以我的年龄和成就，出版全集或选集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能够把这些年创作的比较好的剧本推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些剧本写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有几部，如《岳飞》、《郑板桥》、《呼唤阳光》、《女儿海》等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成就并不一定比《骚动之秋》、《羊角号》、《海猎》等小，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那实在要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如果能够面世，无论对于我还是读者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感谢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剧作面世，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问：有人说剧本是为舞台演出或者电影、电视剧拍摄而写的，不是写来阅读的，算不上纯粹的文学形式。换句话说，写剧本的作家很难或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家，你是怎么看的？
答：剧本是为演出或者拍摄而写的这是对的，但剧本如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形式的一种。既然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便具有可阅读性。老实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包括老舍、郭沫若、曹禺的剧作我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从舞台或者银幕、银屏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书本上的剧作打动了我，激励了我，启发和提高了我。这怎么能说剧本只是写给演出不是写给人们阅读的呢？至于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是否能够进入第一流的行列，更是与他们熟悉和使用的文学形式无关。有谁能够说，凡是写小说、散文或者诗歌的作家都是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家？有谁能够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郭沫若、老舍、曹禺不是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家？一部《红楼梦》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窦娥冤》同样使关汉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诗垒起的，也是用新编历史剧垒起的。老舍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闻名中外，也因《茶馆》而中外闻名。所以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需自傲或者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和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问：从你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你受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的影响不小，这种影响是仅仅局限于剧本创作还是扩大到其他体裁，比如小说等等？在小说创作中，你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你怎么评价这种影响？
答：文学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这正像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一样。写剧本必须多读剧本，但多读剧本的结果就远不只局限于剧本写作本身了。我的小说甚至包括报告文学、散文之类作品都特别注重可读性和情节、情绪、气氛的起伏转换，不能说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的影响无关。剧本特别强调悬念和情节，强调性格的鲜明性、复杂性、微妙性，强调“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在小说创作中同样需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种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说，离开了这些戏剧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张小说返朴归真，但返朴归真与戏剧性因素并不一定互相抵牾、不能相容，是不是呢？
至于说到哪些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更大，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说清，但除了上面说的那些之外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雨果。而雨果打动和影响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和生动性。我曾经说过，有的作品读时感觉不错，但读过之后很快就模糊了甚至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作品，读过之后一下子就烙进到你的心里，多少年之后还会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谓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这与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与作品具有不具有戏剧性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点、写一点影剧作品，或者受一点影剧作品的影响，无论对于写什么作品都是有益的。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得之见。
问：好像是跟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有关，现在不少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比方写小说或者诗歌等等，你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进步还是退步？
答：首先，我对你说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主要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或者在某一文学形式的创作中成绩比较突出，但一辈子仅仅固守于某一种文学形式，对其他文学形式不感兴趣或者没有涉猎的人不能说是没有，起码是我没有听说也不相信。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过是一道矮矮的、窄窄的篱笆墙，抬抬脚就可以过去。剧本的那道篱笆墙即使高点、厚点，也不是绝对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闻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诗同样流传久远。托尔斯泰以小说著世，但也写过剧本。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精彩动人，他的《墙头记》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等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兼备戏剧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倒是许多大作家共有的特点。
至于说到有些作家不敢或者不愿涉猎影剧创作领域，我看很难简单地用好事还是坏事、进步还是退步来评价。作家属于社会，同时也受到先天、后天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还是不要强求一律的好，不要用一个模子或者标准随意来判断的好。只要是好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写出来的都好，都值得赞赏和学习。
问：在文学界，一提起“触电”好多人就心惊肉跳。你也“触”过“电”，请问，你怕不怕，怎么看待这件事？
答：这个问题用怕和不怕都回答不了，应该说是开始不怕，后来怕，现在是又怕又不怕。二十几年前，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怕的概念。可眼看着剧本列入拍摄计划又随着形势的变化被从拍摄计划中开除出去，那“怕”便不请自来了：那是将近两年的心血呢！正是由于怕，由于要避开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毅然退回800多年，写起了《岳飞》。可没有想到《岳飞》写好，并且受到了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和电影界诸多前辈的好评，却又由于经费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被迫搁浅。后来剧本虽然发表，却越发让人怕起来。而这一怕就是许多年，《骚动之秋》和几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后来写《原野风》完全是为了配合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剧本得奖了，小说出版并且受到了好评，电视剧、电影却被拍得变了样儿……如此反复，说不怕肯定是假话。可从1994年起，几位朋友和领导多次请我出山，我婉拒过、抵抗过，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操起了旧业。好在经过了风风雨雨之后，现在我只是把剧本当做文学作品来写，至于拍不拍、怎么拍、拍到什么程度，因为说了不算、想也没用，干脆就不去说不去想了。这就是所谓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有人把今天的时代说成是电视媒体的时代，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不去管他，但确是说出了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一名作家完全顺应时代难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为也难。电视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广阔的前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视或者因为一个“怕”字远远地躲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成一时之盛，其创作水平和成就之所以形成高峰，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与作家的集体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觉得，电视剧本的创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推上了前台，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并且付出自己的那一份艰辛和努力，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就完全可能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电视剧发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问：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名多栖作家，今后你是准备以写作影剧作品为主呢还是以写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为主？
答：出这部剧本集，在我个人而言确有一种“总结”或者“了结”的意思，不过创作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影响选题和计划的因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绝对说死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但在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会努力在小说的园地里耕耘收获这是肯定的。至于再以后的情形，不但我自己连老天爷也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