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静心·舍得·放下之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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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弘一法师经历概要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他在晚年的时候,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20岁,而我父亲已近68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和依靠,我与母亲的处境很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这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做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开始跟着我的哥哥文熙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20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我也怀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起了决定作用,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13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以前深厚了。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

16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艺海畅游的乐趣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18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作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域南有一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涣元先生成为朋友,他为我们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扫了房屋,并让我们移居了去,在那里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结为金兰之好,还号称是“天涯五友”。后来我们共同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个星期都出版书画报纸,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探讨研究书画及诗词歌赋。但是这个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后我的母亲又过世了,多重不幸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于是我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回天津,我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我就读于日本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而我当时的老师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当时我除了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地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我确实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

我从日本回来后,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更是惨淡,很多钱庄、票号都相继倒闭,我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为此我到上海城东女校当老师去了,并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但是没多久报社被查封,我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大概几个月后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那段时间是我在艺术领域里驰骋最潇洒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

如果说人类的情欲像一座煤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转变会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我可能就属于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了。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着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蕅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由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原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南闽十年之梦影

弘一法师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云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一九三一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一九三三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地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地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一九三四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地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地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一九三五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一九三六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地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以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一九三七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