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方法，其间却有个区别。辟是用那物说明这物；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例如公孙龙对孔穿说：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这便是“比辞而俱行”。
辟与侔皆是“使人知之”的方法。说话的人，已知道那相比的两件，那听的人却知道一件。所以那说话的人需要用那已知的来比喻那不知道的。因此这两种法子，但可说是教人的方法，或是谈说的方法，却不能作为科学上发明新知识的方法。
（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现代人译为类推。其实“类推”不如用“援例”说的明白恰当。援例乃是由这一件推知那一件，由这一个推知那一个。例如说：
《庄子》《列子》“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三个“机”字皆当然作“几”。《易·系辞传》：“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释文》云：“几本或作机。”这是几误为机的例子。
“援例”的推论的结果，大都是一个“个体”事物的是非，不能常得一条“通则”。但是“援例”的推论，有时也会有与“归纳”法有同等的效能，也会由个体推知通则。例如见张三吃砒霜死了，便可知李四若吃砒霜也会死。这种推论，含有一个“凡吃砒霜的必死”的通则。这种由一个个体推知通则的“援例”，在《墨辩》另有一个名目，叫做“擢”。《经下》说：
擢虑不疑，说在有无。《说》曰：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之又两字旧作“文文”今以意改）。
《说文》：“擢，引也。”与“援”同义。此类的推论，有无易见，故不用疑。例如由臧之死可推知春的死。与上文吃砒霜的例字相同。
（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上两也字，都是“他”字。这个“推”便是“归纳法”，“亦名”内籀法”。上文说过，“取”举例，“予”是断定。归纳法的通则，是“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它们是如此，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例子同样的事物，也必是如此”。那些已观察了的例子，便是“其所取者”。那些没有观察了的事物，便是“其所未取”。说那些“所未取”和这些“所取者”相同。因此便下一个断语，这便是“推”。
“推”的定义的下半段“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又是什么意思呢？人说“那些不曾观察的，都和这些已观察了相同”（他者同也），我若没有正确的“例外”，便不能驳倒这通则，便不能说“那些并不和这些相同”（他者异也）。
以上为七种“辩”的方法。“或”与“假”系“有待的”辞，不很重要。
“效”是演绎法，由通则推到个体，由“类”推到“私”。“辟”与“侔”都用个体说明别的个体，“援”由个体推知别的个体，“推”由个体推知通则。这四种——辟、侔、援、推——都把个体的事物作推论的起点，所以都可以叫做“归纳的论辩”。
这七种之中，“推”最为重要。所以现在且把“推”的细则详说于下。
“推”（归纳）的细则自密尔（Mill）以来，归纳的研究法，大概分为五种：
（一）求同（二）求异（三）同异交得（四）求余（五）共变
这五术，其实只有同异两件。“求余”便是“求异”，“共变”也就是“同异交得”的一种。《墨辩》论归纳法，只有（一）同、（二）异、（三）同异交得三法。
（甲）同《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之同“是”）。此言观察的诸例，虽有异体，却都有相同的一点。寻得这一点，便是求同。
（乙）异《墨辩》没有异的界定。我们可依上文“同”的界定，替他补上一条道：“异，同而俱于是二也。”所观察的诸例，虽属相同，但有一点或几点却不相同。求得这些不同之点，便是求异法。
（丙）同异交得《经上》云：“同异交得知有无。”这是参用同异两术以求知有无的方法。物的“同异有无”很不容易知道，需要参用同异两种才可不致走入迷途。《经上》说：
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止，因以别道。《说》曰：法取同，观巧转。
法取彼择此，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经说下》云：
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这两段都说该用“否定的例子”（不然者）来纠正推论的错误。例如人说“共和政体但适用于小国，不适用于大国”，又举瑞士法兰西……为证。我们该问“你老先生为什么不举美国呢？”这里面便含有“同异交得”的法子。《经下》又说：
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说》曰：狂举。牛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这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
“偏有偏无有”的偏字，当作遍字。《易经·益卦·上九象》曰：“莫益之，偏辞也。”孟喜本作“遍辞也”，可见遍偏两字古相通用。
这一段说的“遍有遍无有”，即是因明学说的“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如齿，如尾，是牛马所同有，故不能用作牛马的“差德”。今说“牛有角，马无角”，是举出“牛遍有，马遍无有”的差德了。这种差德，在定义和科学的分类上，都极重要。其实只是一个“同异交得”的法子。
以上说《墨辩》论“辩”的方法。《小取篇》还有论各种论辩的许多谬误，现今不能细讲了。
《墨辩》概念《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的许多材料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今把这些材料分类约举如下：
（一）论算学。如“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诸条。
（二）论形学（几何）。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圆，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欢也”诸条。
（三）论光学。如“二，临鉴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诸条。
（四）论力学，如“力，形之所以奋也”；“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诸条。
（五）论心理学。如“生，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诸条。
（六）认人生哲学。如“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孝，利亲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诸条。
（七）论政治学。如“君，臣萌（同氓）通约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诸条。
（八）论经济学。如“买无贵，说在反其贾”。《说》曰：“买，刀粜相为贾。刀轻则粜不贵，刀重则粜不易。王刀无变，粜有变。岁变粜则岁变刀。”又说“贾宜则雠，说在尽”。《说》曰：“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这都是中国古经济学最精彩的学说。
以上八类，不过略举大概，以表示《墨辩》内容的丰富。
如今且说墨家名学的价值。依我看来，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从形式上来说，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逻辑，但这是因为印度和欧洲的“逻辑形式”都经过千余年的补充工作，故有严密繁复的形式。墨家的名学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二千年来久成绝学，怪不得它不会有发达的形式了。
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所有形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它的弱点，未必不是它的长处。印度的因明学，自陈那以后，改古代的五分作法为三支，形式上似乎更严密了；其实古代的五分作法还带有归纳的方法，三支便差不多全是演绎法，把归纳的精神都失掉了。
古代的“九句因”，很有道理；后来形式更繁琐，于是宗有九千二百余过，因有百十七过，喻有八十四过，名为精密，其实是大退步了。欧洲中古的学者，没有创造的本领，只能把古希腊的形式论理演为种种详式。形式越繁，离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越远了。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形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基本的学理，却没有累赘的形式。这是第一长处。
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小取篇》说“推”一段及论归纳的四种谬误一段，近代名学书也不过如此说法。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这是第二长处。
再说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儒家极重名，以为正名便可以正百物了。当时的个人主义一派，如杨朱之流，以为只有个体的事物，没有公共的名称：“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矣。”这两派绝对相反：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故说：“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实只是“主词”（Subject），名只是“表词”（Predicable），都只有名学上的作用，不成为“本体学”的问题了。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
中国的学派只有“别墨”这一派研究物的所以然之故。根据同异有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
试看《墨辩》所记各种科学的议论，可以想见这种科学的应用方法。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二种贡献。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第三种贡献。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看下文第十二篇）。这是墨家名学的第四种贡献。
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严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详见第六篇）。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荀子的《正名篇》虽攻击当时的辩者，其实全是墨学的影响。孟子虽大骂墨家，但他书中论方法的各条（如《离娄篇》首章及“博学而详说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诸章），无一不显示出墨学的影响。庄子的名学，也是墨家辩者的反映（详见第九篇）。至于惠施公孙龙一般人，都是直接的墨者，更不用说了（详见下章）。
第四节 惠施的时空论
一、惠施略传 惠施曾相梁惠王。梁惠王死时，惠施还在（《战国策》），惠王死在公元前三一九年。又据《吕氏春秋》（二十一）齐梁会于徐州，相推为王，乃是惠施的政策。徐州之会在公元前三三四年。据此看来，惠施活动的时代大约在公前三八零年与前三零零年之间。《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说有一个人叫作黄缭的，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和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只可惜那五车的书和那“万物说”，都失掉了，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他的几条残缺不完的学说。
二、惠施历物之意（《释文》曰，历古历字，……分别历说之）。曰：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孙诒让曰：卑与比通，《广雅·释诂》曰：比，近也）。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三、十事的解说 这十事的解说，自古以来，也不知共有多少种。依我个人的意思看来，这十事只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一个大主义前九条是九种辩证，后一条是全篇的论断。前九条可依章太炎的《明见》篇，分为三组：
第一组，论一切“空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1）（2）（3）（6）（7）（8）（9）
第二组，论一切“时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1）（4）（7）
第三组，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5）
三组的论断：“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第一，论“空间”一切分割区别都非实有“空间”（Space）古人都叫做“宇”，《尸子》及《淮南子》注都说“上下四方”是宇。《经上》说：
宇，弥异所也。《经说》曰：宇，冡东西南北。“宇”与“所”有别。“东方”“西南角”“这里”“那里”都是“所”。“所”只是“宇”的一部分。弥满上下四方，总名为“宇”。故说“宇蒙东西南北”。宇是无穷无极，没有间断，不可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