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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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佛教(3)

(一)经济的,因为僧寺太富了,引起了教外社会的注意,故会昌毁寺制文说:“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二)宗教的,因为武宗信任道士,排斥佛教。(三)民族的自觉,因为佛教究竟是外国进来的宗教,故当时的诏文有“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蕃无生之法”的话。

毁法之后,诏文规定“隶僧尼属主客司,显明外国之教”;主客司是管外国人的,信外国教就应该算作外国人了。这可以明显当时的态度含有民族自觉的成分。韩愈在前二三十年曾作《原道》一篇攻击佛老,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韩愈谏宪宗迎佛骨被贬谪,是在819年。二十五年后,这三句口号都实行了。

看《全唐文》卷七六~七八的毁法诏敕。

日本求地僧圆仁在长安亲见毁法事,可看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及卷四。

但这时候佛教已深入人心,不是短期的摧残所能毁灭的。况且那时佛教有一些宗派,不靠寺院,不靠佛像,不靠经典,不靠一切表面的形式仪节。毁法拆寺,全不能妨害这一宗的存在和发展,只可以使他们更感觉这些外物的不必要。

这就是禅宗的各派。所以毁法的风潮过去之后,别的宗派都衰微了,只有禅学反更发达,九世纪的后期成为禅学最发达的时代。并且因为毁法的暗示,这时代的禅学很明显的表示一种破坏偶像的倾向,成为“呵佛骂祖”的禅学。本来保唐寺一派,和马祖一派(见上章)都已有偶像破坏的趋势了。

丹霞的天然(死824年)有一次把木雕的佛像拆下来烧火取暖,人怪问他,他说:“我要拆取佛身上的舍利。”人说:“木头里怎么会有舍利!”他答道:“哦,原来我不过是拆木头烧火呵。”这已是开后来的风气了。但这个趋势的重要代表要算九世纪的宣鉴和义玄两个怪杰。

宣鉴,剑南人,受法于龙潭的崇信,晚年住在武陵的德山,故人称德山和尚。他八十六岁死在咸通六年(865)。《宋高僧传》说:“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

他教人“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他临死时告弟子:“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也是教人不妄求的意思。他示众云:“诸子,老汉此间无一法与你诸子作解会,自己亦不会禅。老汉百无所解,只是个屙屎送尿,乞食乞衣,更有甚么事?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无事去,早休歇去!……诸子,莫向别处求觅。

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在这些话里,我们不但看见马祖(道一,见上章)的影响,还可以看见老庄一系的中国思想的复活。“无事去,早休歇去”,正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老思想。

宣鉴惯用很俚俗而有力的字句来痛骂佛祖菩萨,就开所谓“呵佛骂祖”的风气。他说:“佛是老胡屎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文殊、普贤是田库奴。”“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

至于当时的禅学和尚,他骂的更厉害了。他说:“无知老秃奴,取一方处所,说禅说道,……教你礼祖师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淫女子不会,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老秃奴便打绳床,作境致,竖起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灯笼’!巧述言辞,强生节目!仁者,彼既丈夫,我亦尔,怯弱于谁?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

这种谩骂的口气,向来的笨汉都以为不是真呵骂,只是一种禅机!但我们研究禅学思想的演进,可以断言德山和尚真是苦口婆心的呵佛骂祖,要人知道“佛是老胡屎橛,圣是空名”,好替人“解却绳索,脱却笼头,卸却角驮,作个好人去”。

看《景德传灯录》卷十五宣鉴传;又《联灯会要》卷二十(《续藏经》二编乙,九套,第四册)。又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十九章。

义玄,曹州人,参学诸方,受黄檗山希运(怀海的弟子)的影响最大,北归后在镇州临济禅院作住持,开后来所谓“临济”一宗。他死在咸通八年(867)。《宋高僧传》说他“示人心要,颇与德山相类”。

现今所传的《临济语录》有些话语实在太像宣鉴的语录了,几乎使我们疑心他完全因袭德山的思想。

《古尊宿语录》(缩《藏经》,腾四,页七九)有“师侍立德山次”一条,我们因此推理义玄曾在宣鉴门下,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有同样的呵佛骂祖,讥弹禅学的趋势;同样的教人莫向外驰求成佛作祖,“只是平常着衣吃饭,无事过时”。他和德山都有解放当日思想的大功,他说,

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向里向外,逢著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他要人信仰自己与佛祖无别,不受人惑,要做到“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的境界。

但义玄的排斥禅学,似乎没有宣鉴那样彻底。他不满意于当时那些“做模做样,指东划西”的禅学,然而他自己因为要“辨魔拣异,知其邪正”,却又造出种种料简学人的方法,有“四料简”“四照用”“三玄三要”等等名目。他又有种种“喝”法,一声喝有死用,有活用。有时宾主相见,你喝一声,我打一棒;有时宾主对喝,或宾主对棒。这种极端主观的方法,最难料简,却又最容易自欺欺人。

后来临济一支的学风流行全国,很少人了解当日“治病解缚”的真意义。又都在一棒一喝三玄三要的上面去变把戏了。

看《古尊宿语录》卷四~五(缩《藏经》,腾四);又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二十章。义玄的语录中似有后人模仿宣鉴示众的长篇而伪作的;但其中也有不容伪造的部分。

中国禅学起于七世纪,发达于八世纪,极盛于九世纪。九世纪以下,临济宗最盛,诸家皆渐衰微。今依向来的传说,表示八世纪至十一世纪的禅学世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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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宋僧惠洪的《祥林僧宝传》及宗杲的《宗门武库》(两书皆有单行本)。

禅学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教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好像太浅近,不能叫人心服。

所以禅宗大师不肯轻易替学人解说讲演,只让学者自己去体会领悟。香严和尚上堂请沩山和尚说明,沩山说:“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有一天他正在除草,因瓦砾敲竹作呼响,忽然省悟,就焚香沐浴,遥礼囗山,祝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哪有今日?”这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不说破。

因为要不说破,所以道一(马祖)以下想出种种奇怪的教学方法:拍手,把鼻,掀翻禅床,竖起拂子,翘脚,举拳,大笑,吐舌,一棒,一喝,……都是方法。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头不对马嘴,而实含深意,这也是方法的一种。这种方法,叫做“禅机”。试举三条为例:

(一)李渤问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一回事。智常举起拳头,问道:“还会么?”李说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

(二)僧问如何是三宝,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

(三)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道:“还是窗就日光呢?还是日光就窗呢?”惟政说:“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罢。”

这些禅机都是禅学的第二种方法。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

于是他行脚四方,遍参诸方大师,饱尝风尘行旅之苦,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有一天他听见树上鸟啼,或闻着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情诗,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此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有个五台山和尚在庐山归宗寺有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老师父问他见到了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天然是女人做的!”说破了真不值半文钱。这是禅学的第三种方法:行脚。

看宗杲的《宗门武库》,此书最便初学,文笔也可爱。

但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偏向主观的了解。你喝一声,我打一棒;你竖起拂子,我掀倒绳床,彼此呵呵大笑,你也不敢说我不懂,我也不敢笑你不会。《传灯录》诸书所记种种禅机,大部分是以讹传讹的,随心捏造的,自欺欺人的。

其中自然有几个大师,确然是有自己的见地,有自觉的教育方法。但大多数的和尚不过是做模做样,捕风捉影;他们的禅不过是野狐禅、口头禅而已。

禅学的衰歇,最大原因只是自身的腐化,禅太多了,逃不了去,终于死在禅下!后来理学起来,指斥禅学为“心学”,这就是说,禅学太主观了,缺乏客观的是非真伪的标准。

《古尊宿语录》是比较最可信的材料。《景德传灯录》中已多可疑的材料,后出的《联灯会要》《五灯会元》,更多伪造添人的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