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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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别墨派的哲学主张(6)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也是这个道理。《公孙龙子·白马篇》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取于色,故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

这一段说单从物体“自相”的区别上着想,便和泛指那物体的“类名”不同。这种议论,是很容易懂的。

(乙)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

(1)条说:“卵有毛。”这条含有一个生物学的重要问题。当时有很多人研究生物学,有一派生物进化论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庄子·寓言》。

种有幾。……万物皆出于幾(今作机,误。下幾字同),皆入于幾(《庄子·至乐》)。

这学说的大意是说生物进化都起于一种极微细的种子,后来渐渐进化,“以不同形相禅”,从极下等的微生物,一步一步的进化到最高等的人(说详《庄子·至乐篇》及《列子·天瑞篇》)。

因为生物如此进化,可见那些种子里面,都含有万物的“可能性”(亦名潜性),所以能渐渐的由这种“可能性”变为种种物类的“现形性”(亦名显性)。又可见生物进化的前一级,便含有后一级的“可能性”。

故可说:“卵有毛。”例如鸡卵中已含有鸡形;若卵无毛,何以能变成有毛的鸡呢?反过来说,如(5)条的“马有卵”,马虽不是“卵生”的,却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又如(6)条的“丁子有尾”。成玄英说楚人叫虾蟆作丁子。虾蟆虽无尾,却曾经有尾的。第(12)条“龟长于蛇”,似乎也指龟有“长于蛇”的“可能性”。

以上(甲)(乙)两组,一说从自性上看去,万物全不同;一说从根本的共性上看去,从生物进化的阶级上看去,万物又可说都有共性。观点注重自性,则“狗非犬”,“白马非马”,观点注重共性,则“卵有毛”,“马有卵”。于此可见,一切同异的区别都不是绝对的。

七、论知识

以上所说,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论万物毕同毕异,与惠施大体相同。但公孙龙一班人从这些理论上,便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他们认为这种区别同异,都由于心神的作用。所以(7)条说“火不热”,(10)条说“目不见”。

若没有能知觉的心神,虽有火也不觉热,虽有眼也不能见物了。(2)条说“鸡三足”。司马彪说鸡的两脚需“神”方才可动,故说“三足”。公孙龙又说“臧三耳”,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只耳朵也必是他的心神了。《经上》篇说:“闻,耳之聪民。循所闻而意得见,心之察也。”正是此意。

《公孙龙子》的《坚白》论,也可与上文所说三条互相印证。《坚白论》的大旨是说,若没有心官做一个知觉的总机关,则一切感觉都是散漫不相统属的;但可有这种感觉和那种感觉,决不能有连续贯串的知识。所以说“坚白石二”。

若没有心官的作用,我们但可有一种“坚”的感觉和一种“白”的感觉,绝不能有“一个坚白石”的知识。所以说:

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旧本有错误。今据《墨子·经说下》考正)

原来解释这段的人都把“离”字说错了。本书明说:“离也者,藏也。”离字本有“连属”的意思,如《易·彖传》说:“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又如《礼记》说:“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眼但见白,而不见坚,手可得坚,而不见白。所见与所不见相藏相附丽,始成的“一”个坚白石。这都是心神的作用,始能使人同时“得其坚,得其白”。

(18)条“黄马骊牛三”,与“坚白石二”同意。若没有心神的作用,我们但有一种“黄”的感觉,一种“骊”的感觉和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却不能有“一匹黄马”和“一只骊牛”的感觉,故可说“黄马骊牛三”。

最难解的是(11)条“指不至,至不绝”。我们先需考定“指”字的意义。

《公孙龙子》的《指物篇》用了许多“指”字,仔细看来,似乎“指”字都是说物体的种种表德,如形色等等。《指物篇》说: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无物之无,旧作而。今依俞樾校改)

我们所以能知物,全靠形色、大小等等“物指”。譬如白马,除了白色和马形,便无“白马”可知,故说“物莫非指”,“又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这几乎成了极端的唯心论了。

故又转一句说“而指非指”,又说“天下无物,可谓指乎?”这些“指”究竟是物的指。没有指固不可谓物,但是若没有“物”,也就没有“指”了。有这一转,方才免了极端的唯心论。

(11)条的“指”字也作物的外表特征解。我们知物,只须知物的形色等等表面特征。并不深入到物的本体,也并不用深入到物的本体。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也是枉然,至多不过是从这一层物指进到那一层物指罢了。

例如我们知水,只是知水的性质。化学家更进一层,说水是氢氧二气化合成的,其实还只是知道氢气氧气的重要作用等等物指。即使更进一层,到了氢气的原子或电子,还只是知道原子、电子的性质作用,终竟不知原子、电子的本体。这就是(11)条的“指不至,至不绝”。正如数学上的无穷级数,再也不会完的。

以上所说,为公孙龙一班人的知识论。知识须有三个主要部分:一方面是物,一方面是感觉认识的心神,两方面的关系,发生物指与感觉,在物为“指”,在心为“知”(此知是《经上》“知,接也”之知),其实是一事。这三部分之中,最重要的,还只是知物的心神。一切物指,一切区别同异,若没有心神,便都不能知道了。

八、论名

有了“物指”,然后有“名”。一物的名乃是代表这物一切物指的符号。如“火”代表火的一切性质,“梅兰芳”代表梅兰芳的一切状态性质,有了正确的“名”,便可由名知物,不须时时处处直接见物了。如我说“平行线”,听者便知是何物。故“正名”一件事,对于知识思想上极为重要。古代哲学家,自孔子到荀子,都极注重“正名”,都因此故。《公孙龙子》有《名实论》中说道: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唯,应也)。谓彼而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

这段说“正名”极明白。《荀子·正名篇》说名未制定之时,有“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的大害,上文(4)条说“犬可以为羊”,又(19)条说“白狗黑”,是说犬羊黑白,都系人定的名字。

当名约未定之时,呼犬为羊,称白为黑,都无不可。这就是“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就是《公孙龙子》听说“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了。

若有了公认正确的名,自然没有这种困难。(20)条说“孤驹未尝有母”,《列子》作“孤犊未尝有母。”魏牟解说道:“有母非孤犊也。”这是说“孤犊”一名,专指无母之犊,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绝不会有母了。这便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

九、结论

以上把公孙龙及“辩者”二十一事说完了。这班人的学说,以为一切区别同异,都起于主观,分别都非绝对的。但在知识思想上,这种区别同异却不可没有。若没有这些分别同异的“物指”,便不能有知识了。故这些区别同异,虽非实有,虽非绝对的,却不可不细为辨别,要使“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

有了正确之“名”,知识学术才可能有进步。

公孙龙一班人的学说,大体上虽然与惠施相同,但惠施的学说归到一种“泛爱万物”的人生哲学,这班人的学说归到一种“正名”的名学。这是他们的区别。但公孙龙到处劝人“偃兵”,大概也是信兼爱非攻的人,可知他终是墨家一派。

第六章 墨家哲学的衰亡

我们已讲了墨学的两派:一是宗教的墨学,一是科学——哲学的墨学。如今且讲墨学的灭亡和所以灭亡的原因。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

到司马迁做《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灭亡,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失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揣摩下列的几个原因: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参看《荀子》攻击墨家之语,及《孔丛子·诘墨篇》)。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时战争频繁,各国政府大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战国末年的伪书)《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又《立政九败解》说: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语辞,有唯字义。说详《读书杂志》。)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语略同《兼爱上》)。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

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责墨家的。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相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类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

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如《韩非子·五蠹篇》说:

且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又《吕氏春秋》说,公孙龙与孔穿论“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据《孔丛子》正),明日,孔穿对平原君说:

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

又《韩非子·问辩篇》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这的彀者也。……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是以……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这都是说别墨与公孙龙一帮人的论辩,太“微妙”了,不能被实际应用。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隘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