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涛
总觉得应该为北京的七月写点什么。
且不说鲁院园子里，花儿开了谢了，长满可以遮蔽出一片阴凉的浓密叶片的白玉兰，也不消说鲁院大门旁新开业的那家小吃的老板，每天忙碌的身影以及脸上刀刻般的笑容，更无须说和鲁院遥对的那三座四个月前还搭满脚手架、面目邋遢的摩天大楼，已经被溢光流彩的玻璃墙焕然一新。
仅仅是鲁院大门旁，人行道上那个剃头摊便足以让人深深叹服的了。
还是在三月，到鲁院学习不久，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剃头摊。一辆小三轮车，一把椅子，一把剃头推子，以及一些相应的理发用具，在乍暖还寒的北京街头显得有些孤单，摊子的主人是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大多时候，她都是空坐在摊子旁，一言不发，也不做什么，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一片树叶落在那里，不注意，即便从她身边走过，也常常会忽视了她的存在。有顾客的时候，女人一边在顾客的头上双手翻飞着，一边和顾客聊天着，聊天的内容毫无规矩，常常是刚刚还在感叹暖空气来的太晚，下一秒钟立刻转入菜价的高低。
剃头摊近乎寒酸的简陋和这座都市的繁华是格格不入的。
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小城，街头也已经找不到剃头摊了。我常常在路过这个街头剃头摊的时候，会揣测着，女老板，暂且就称呼她为老板吧，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谋生方式？她的背后是否有着许多辛酸和无奈的故事？于是，我越来越渴望和剃头摊的女老板聊聊天，于是，我开始计划在某一个时刻，坐到那个剃头摊的椅子上，让那个女老板给我理一次发，好借机和她攀谈。
随着天气渐渐暖起来，剃头摊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我的跃跃欲试也越来越强烈。
终于，在一天中午，烈日当头的时候，我坐到了剃头摊的椅子上。女老板从三轮车上取来一条分不清楚是因为脏，还是太过陈旧的围巾，动作熟练、麻利的围住了我的脖子和上身，问过我想理什么发型后，剪子便翻飞在我头上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和她聊起来。
女老板多年前下岗，依靠打零工贴补家用。后来，丈夫因工伤卧床，离不开人照顾，女老板再无法打零工，最初，依靠政府的救济和补助，生活还能维持，但儿子考上大学后，生活变得捉襟见肘起来，她思量再三，支起这个马路剃头摊，因为离家近，她大约二、三个小时回家一次，给丈夫翻身，接大小便后，再回到剃头摊上。
女老板善谈又爽快，对我的问题毫无忌讳。最初，我还试探着，婉转着，慢慢地就直截了当了。我感叹着她日子的艰辛，并问她是否想过离婚？
“离婚了，他就没人管了，不能离婚的，他现在已经能自己翻身，自己接小便了，越来越好了。”
“这么苦的日子，还能这么乐观，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没什么苦不苦的，人有生死，活着难免有个八灾九难的，过日子总是要向前看的。”
风轻云淡。女老板对于苦难的命运，绝非对峙的姿态，也不是屈服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别样的坚韧、乐观相对，似乎苦难是命运的咖啡，她没有感受到苦涩，而是在享受苦涩里蕴含的醇香。
我不由得想到自己。我所遭遇的苦难，和女老板的遭遇比起来，可以用无足轻重来涵盖，但是，我却在每次不顺和失意时，就抱怨，就愁闷，就泄气。我有些汗颜，找话题掩饰着自己的尴尬，问她为什么不试着开一间理发店？她笑笑；“这么多年来，都是随赚随花，开理发店需要许多钱的，这样也不错，下雨阴天还能休息一下。”
谁说过，快乐是一种能力？女老板的乐观让她在苦难重重的生活中领赏着美好。
理完发，刚要走，一个衣着邋遢，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走到剃头摊前，停下来，向女老板述说自己是外地人，因为到北京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钱花光了，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希望女老板能施舍她点钱，让她买个馒头吃。或许是见过太多类似的骗局，我的意识立刻告诉自己，这个中年妇女说的为了骗钱而编造的谎言。让我吃惊的是，女老板看了看中年妇女，从我刚刚给她的三元钱里抽出二元钱，递向对方。中年妇女接过钱，千恩万谢后，走开了，我问女老板，不怕中年妇女是在骗钱吗？女老板笑了笑，回应着我：“万一她不是骗子呢！我午饭不吃就省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手里的三元钱都给她呢？”
“不能都给的，要让她知道，别人只能帮她一点，生活要靠自己的。”
离开剃头摊的时候，我心中有温润和羞愧交错浮起。
那之后，每每再路过剃头摊，我总能发现，女老板的脸上有光芒。
七月，我就要完成学业，告别北京。我细细地梳理四个月的北京学习生活，似乎有许多错综的印痕，值得铭记，而鲁院大门旁马路边的那个剃头摊的女老板，她用她朴素的坚韧、乐观和悲悯心怀，带给我的别样润泽，似乎，在这个七月以及七月之后，会一直陪伴着我，到岁月深深处……
告别北京，不是结束，而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