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
1903年,我只有十二岁,那年12月17日,有美国的莱特弟兄作第一次飞机试验,用很简单的机器试验成功,因此美国定12月17日为飞行节。12月17日正是我的生日,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因缘。我在前十多年,曾在广西飞行过十二天,那时我作了一首《飞行小赞》,这算是关于飞行的很早的一首辞。诸位飞过大西洋、太平洋,我在民国三十年,在美国也飞过四万英里,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今天大家要我讲人生问题,这是诸位出的题目,我来交卷。这是很大的问题,让我先下定义,但是定义不是我的,而是思想界老前辈吴稚晖的。他说: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讲呢?第一:人能够用两只手做东西。第二:人的脑部比一切动物的都大,不但比哺乳动物大,并且比人的老祖宗猿猴的还要大。有这能做东西的两手和比一切动物都大的脑部,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人生是什么?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怎样算好戏?怎样算坏戏?我常想: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意义的大小浅深,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人生很短,上寿不过百年,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不过几十年。有人说,人生是梦,是很短的梦。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也证实我上面所说人生的有没有意义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既然辛辛苦苦地上台,就要好好地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人生不是单独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能看见和想像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有能看到上至数百万年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这一杯茶(讲演桌上放着一杯玻璃杯盛的茶)就包括多少人的贡献,这些人虽然看不见,但从种茶、挑选,用自来水,自来水又包括电力等,这有多少人的贡献,这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我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有社会的意义,譬如我随便往地上吐口痰,经太阳晒干,风一吹起,如果我有痨病,风可以把病菌带给几个人到无数人。我今天讲的话,诸位也许有人不注意,也许有人认为没道理,也许说胡适之胡说,是瞎说八道,也许有人因我的话而去看看书,也许竟一生受此影响。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吗?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这尸身腐烂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工夫,多少人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就给我们一个人生标准,消极的我们不要害人,要懂得自己行为。积极的要使这社会增加一点好处,总要叫人家得我一点好处。再回来说,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有一首诗,题目是《梦》,说:“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不要丢掉这梦,要好好去做!即算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
本文原载1948年8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
哲学与人生
前次承贵会邀我演讲关于佛学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不过,我所讲的许多地方和佛家意见不合,佛学会的诸君态度很公开,大约能够容纳我的意见的!讲到“哲学与人生”,我们必先研究它的定义:什么叫哲学?什么叫人生?然后才知道他们的关系。
我们先说人生。这六月来,国内思想界,不是有玄学与科学的笔战吗?国内思想界的老将吴稚晖先生,就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中下了一个人生定义。他说:“人是哺乳动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脑的动物。”人生即是这种动物所演的戏剧,这种动物在演时,就有人生;停演时就没人生。所谓人生观,就是演时对于所演之态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摇旗呐喊;凡此种种两脚两手在演戏的态度,就是人生观。不过单是登台演剧,红进绿出,有何意义?想到这层,就发生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我们常在各种哲学书籍上见到,不过我们尚有再找一个定义的必要。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所下的哲学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但是“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现在举两个例来说明它,要晓得哲学的起点是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的结果,是对于人生的适用。人生离开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现在哲学家多凭空臆说,离得人生问题太远,真是上穷碧落,愈闹愈糟。
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二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病势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在别人看到,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地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这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入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半夜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那我就将他捉住,送县法办。假如我们没有哲学,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作贼”等问题,或者那贼竟然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作贼的缘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无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有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有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缘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缘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明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和缘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么,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月累地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决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月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去参考已往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借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吧!”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它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它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地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么,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
本文系1923年11月胡适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演讲,载于1923年12月10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期
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
伊凡·屠格涅夫(Ivan.S.Turgenev)是人性的叙述者,也是时代的描写者。
人性是静的、永恒不变的,时代却是动的、绵延变化的,这就是动与静的关系,这就是这变与不变的反应,决定了一切人们的全部人生。也就是这人生,屠格涅夫得以造成他的优美的艺术。
屠格涅夫的小说,结构是那样的精严,叙述是那样的幽默,在他的像诗、像画、像天籁的字句中,极平静也极庄严地告诉了我们:人性是什么,他的时代又是怎样。读他的每一篇小说,可以知道几种典型的静的人性,可以知道一个时期的动的时代。读他的几篇有连续性的小说,可以知道人性的永恒不变、时代的绵延变化,知道全人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