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四十自述(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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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3)

其肥如竹鸡,双颊之红鲜如其父囿中之桃实,貌既丰腴,产尤饶沃。……先生每对女郎辄心醉,今见绝色丽姝,安能不加颠倒?且经行其家,目其巨产矣。女郎之父曰包而忒司,……屋居黑逞河次,依山傍树而构,青绿照眼。屋顶出大树,荫满其堂室,阳光所不能烁,树根有山泉滃然仰出,尽日弗穷。老农引水赴沟渠中,渠广而柳树四合,竟似伏流,汩汩出树而逝。去室咫尺,即其仓庾,粮积拥肿,几欲溃窗而出。老农所积如是,而打稻之声尚不断于耳。屋檐群燕飞鸣;尚有白鸽无数,——有侧目视空者,亦有纳首于翼,企单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颈呼雌者,——咸仰阳集于屋顶。而肥腯之猪,伸足笠中,作喘声,似自鸣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队出小豭,仰鼻于天,承取空气。池中白鹅,横亘如水师大队之战舰排樯而进,而群鸭游弋,则猎舰也。火鸡亦作联队,杂他鸡鸣于稻畦中,如饶舌之村妪长日詈人者。仓庾之前,数雄鸡高冠长纬,鼓翼而前,颈羽皆竖,以斗其侣;有时以爪爬沙得小虫,则抗声引其所据有之母鸡啄食,己则侧目旁视;他雄稍前,则立拒之。先生触目见其丰饶,涎出诸吻。见猪奔窜,则先生目中已现一炙髁;闻稻香,则心中亦畜一布丁;见鸽子,则思切而苞为蒸饼之馅;见乳鸭与鹅游流水中,先生馋吻则思荡之以沸油。又观田中大小二麦及珍珠米,园中已熟之果,红实垂垂,尤极动人。先生观状,益延盼于女郎,以为得女郎者,则万物俱奁中有矣。

《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写尼古拉司在白老地家中和白老地夫妇畅谈时,司圭尔先生和他的女儿番尼,儿子瓦克福,忽然闯进来。白老地的妻子与番尼口角不休:

方二女争时,小瓦克福见案上陈食物无数,馋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盘上腥腻,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面包之角,窃蘸牛油嚼之;复取小方糖纳之囊中,则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数方矣。及见无人顾视,则胆力立壮,引刀切肉食之。

此状司圭尔先生均历历见之,然见他人无觉,则亦伪为未见,窃以其子能自图食,亦复佳事。此时番尼语止,司圭尔知其子所为将为人见,则伪为大怒状,力抵其颊,曰,“汝乃甘食仇人之食!彼将投毒鸩尔矣。尔私产之儿,何无耻耶!”约翰(白老地)曰,“无伤,恣彼食之。但愿先生高徒能合众食我之食令饱,我即罄囊,亦非所惜”。(页百十一)

能读原书的自然总觉得这种译法不很满意。但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的多。现在有许多人对于原书,既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运用白话的能力又远不如林纾运用古文的能力,他们也要批评林译的书,那就未免太冤枉他了。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我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故敢说这话。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我且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髙的多。我且引《安乐王子》的一部分作例:

一夜,有小燕翻飞入城。四十日前,其伴已往埃及,彼爱一苇,独留不去。一日春时,方逐黄色巨蛾,飞经水次,与苇邂逅,爱其纤腰,止与问讯,便曰,“吾爱君可乎?”苇无语,惟一折腰。燕随绕苇而飞,以翼击水,涟起作银色,以相温存,尽此长夏。

他燕啁哳相语曰,“是良可笑。女绝无资,且亲属众也”。燕言殊当,川中固皆苇也。

未几秋至,众各飞去。燕失伴,渐觉孤寂,且倦于爱,曰,“女不能言,且吾惧彼佻巧,恒与风酬对也”。是诚然,每当风起,苇辄宛转顶礼。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则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问之曰,“若能偕吾行乎?”苇摇首,殊爱其故园也。燕曰,“若负我矣。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别矣!”遂飞而去。

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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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战以后,明白时势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改革的必要。这种觉悟产生了一种文学,可叫做“时务的文章”。那时代先后出的几种“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汤寿潜的,——文章与内容都很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势。到1897年,德国强占了胶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时清光绪帝也被时局感动了,于是有“戊戌变法”(1898)的运动。这个变法运动在当日的势力颇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赞助的人。但顽固的反动力终久战胜了,于是有戊戌的“政变”。变法党的领袖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谭嗣同与同志五人死于政变,但他的著述,在他死后仍旧发生不少的影响。康有为是“今文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书,在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们的相当位置。他的文章虽不如他的诗,但当他“公车上书”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时代,他的文章也颇有一点势力,不过他的势力远不如梁启超的势力的远大了。梁启超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桐城的变种。谭嗣同的《三十自纪》(《文集》中)说:

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嫥壹之士,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辽焉。旧所为,遗弃殆尽。……昔侯方域少喜骈文,壮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壮,所悔乃在此不在彼。……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则存乎深观者。

梁启超自述也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指办《新民丛报》时)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二)

这是梁氏四十八岁的自述,没有他三十自述说的详细: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研钻。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者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肄业于学海堂,……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训诂词章。

此一段可补前一段“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话。谭嗣同与梁启超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

谭嗣同的《仁学》,在思想方面固然可算是一种大胆的作品,在文学方面也有代表时代的价值。我们引一节作例:

不生不灭有征乎?曰,弥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学诸理,穷其学之所至,不过析数原质而使之分,与并数原质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时其好恶,剂其盈虚,而以号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岂能竟消磨一原质与别创造一原质哉?……本为不生不灭,乌从生之灭之?譬如水加热则渐涸,非水灭也,化为轻气养气也。使收其轻气养气,重与原水等。且热去而仍化为水,无少减也。譬如烛久爇则尽跋,非烛灭也,化为气质流质定质也。使收其所合之炭气,所然之蜡泪,所余之蜡煤,重与原烛等。且诸质散而滋育他物,无少弃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为器也毁矣。然陶埴,土所力也。方其为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则毁;及其碎也,还归乎土,在陶埴曰毁,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环,都无成毁。譬如饼饵,入胃而化之,其为食也亡矣。然饼饵,谷所为也。方其为饼饵也,在饼饵曰存,在谷曰亡;及其化也,选粪乎谷,在饼饵曰亡,在谷又以存。但有变易,复何存亡?……(删去一排两个譬喻)……譬于陵谷沧桑之变易:地球之生不知经几千万变矣;洲渚之壅淤,知崖岸之将有倾颓;草木金石之质日出于地,知空穴之将就沦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极之所翕敛也;火期之炎,冰期之冱,即一气之舒卷也。故地球体积之重率必无轩轾于昔时;有之,则畸重而去日远,畸轻而去日近,其轨道且岁不同矣。譬如流星陨石之变:恒星有古无而今有,有古有而今无;彗孛有循椭圆线而往可复返,有循抛物线而一往不返。往返者,远近也,非生灭也;有无者,聚散也,非生灭也。木星本统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间,依比例当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余,知女星之所剖裂,即此。地球亦终有陨散之时,然地球之所陨散,他星又将用其质点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说《易》,谓一卦有十二爻,半隐半见;故大易不言有无,隐见而已。孔子之论礼,谓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故礼有不得,与民变革损益而已。凡此诸体,虽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说亦不能尽。(《仁学上》,页十三)

这一节不但材料可以代表当时的科学知识,他的体例也可以代表当时与二十年来的“新文体”。谭嗣同自己说的骈文的体例与气息,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上例中,水与烛一比及陶埴与饼饵一比,最可玩味)。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

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全是贬辞。清代的大文家章学诚作古文往往不避骈偶的长排;他曾说:

嗟夫,知文亦岂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见余《通义》有精深者,亦与叹绝;而文句有长排作比偶者,则曰“惜杂时文句调”!夫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彼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与史余村简》)

此说最有理。文中杂用骈偶的句子,未必即是毛病。当日人人做八股,受了一种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这一派的长处就在他们能够打破那“执而不化”的狭义古文观,就在他们能够运用古文时文儒书佛书的句调来做文章。这个趋势,到了梁启超,更完备了。

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很多,举例也很难。我且举他的《新民说》第十一篇《论进步》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