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四十自述(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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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我的信仰(16)

高腔京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调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则诚、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日高腔京调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唱京调高腔者乎?与莎氏并世之培根著《论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传诵耳,不足轻重也。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京调高腔不相上下。……吾绝对不认“京调高腔”与“陶谢李杜”为势不两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学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与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生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龛,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封信是我对于一班讨论文学的朋友的告别书。我把路线认清楚了,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和梅、任诸君打笔墨官司了。信中说的“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也是我当时心里感觉的一点寂寞。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下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了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八月二十三日)

这种孤单的情绪,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况且那年(一九一六)的三月间,梅觐庄对于我的俗话文学的主张,已很明白的表示赞成了(看上文引他的三月十九日来信)。后来他们的坚决反对,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难堪,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就使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考虑我的历史见解,就使他们走上了反对的路上去。但是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诗的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

我的决心试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证实的步骤,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的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然后想法子来试验这些结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决原来的问题。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所以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读陆游的诗,有一首诗云: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余,盖作大像时样也。

江阁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阴徙倚空长叹,尝试成功自古无。

陆放翁这首诗大概是别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说:小试而不得大用,是不会成功的,我借他这句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并且做了一首诗,说明我的尝试主义:

尝试篇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八月三日)

这是我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

这个长期讨论的结果,使我自己把许多散漫的思想汇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一九一六年的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给朱经农,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陈套语。

3.不讲对仗。

4.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5.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6.不作无病之呻吟。

7.不摹仿古人。

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那年十月中,我写信给陈独秀先生,就提出这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次序也是这样的。不到一个月,我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发表,一份寄给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在这篇文字里,八件事的次序大改变了:

1.须言之有物。

2.不摹仿古人。

3.须讲求文法。

4.不作无病之呻吟。

5.务去烂调套语。

6.不用典。

7.不讲对仗。

8.不避俗字俗语。

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我在那篇文字里说: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宋人之诗词可见。乃至元时,中国北部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曲则尤不可胜计。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至盛;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无可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即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也。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写出的中国文学史观(见上文引的四月五日日记),稍稍加上一点后来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篇末还说:

上述八事,乃我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是一个国外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还有点怀疑(《新青年》二卷二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说“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二卷四号),但他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二卷五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独秀之外,最初赞成我的主张的,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号《通讯》,又三卷一号《通讯》)。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文学改良刍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先生,信内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号)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