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五瓣梅花章”
一枚村级财务公章分成了五瓣，“五瓣梅花章”让成都邛崃市背靠大山的油榨乡马岩村远近闻名，也让这种民主理财新模式的发明者村支书杨帮华获得了“建设成都杰出贡献奖”，成为被中央台主持人采访的“名人”和“明星书记”。如今，原始的“五瓣章”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2008年春天，成都市开始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马岩村被列为试点村之一。为了让“产改”顺利进行，马岩村成立了“新村发展议事会”，10个村民小组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事会成员”32人，进行公示。村民们没有异议后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开始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的“产改”没有先例可循，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家底，搞清楚到底有多少遗留问题需要重新处理。经过摸底，400来户的马岩村竟有两百多个遗留问题。主要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地形、地貌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于是便产生了大量边界纠纷。除此之外，还有由于人口增减引起的承包地面积变化等等。
面对成堆的、牵涉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问题，2000年辞掉外地工作回村担任村支书的杨帮华着实“吓了一跳”。皱起眉头算了算账，仅仅4个人的村两委，要全部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需要一两年，怎样才能完成这个十分棘手的任务呢？
邛崃市委经过调研，提出了“村两委＋议事会”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曾外出打工的杨帮华立即敏锐地理解了市委新的思路，全力支持议事会的工作。而让他惊喜的是，全村海选出来、没有工资只尽义务的议事会成员，都是大家公认的办事公道、为人正直、被群众信得过的人。许多村干部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纠纷，只要这些“民间高手”们一出面，很快便搞定了。在进行“产改”的过程中，共出现了两百多起纠纷，“议员”们调解了95%以上，其中包括29起较大的纠纷，而由村两委出面调解的只有3起。
议事会的32名成员分赴全村10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调查，从头到尾参加土地丈量，许多复杂的问题在田边地头逐一解决。当年7月，马岩村的产权制度改革顺利完成，村民们领到了承包经营权证、房屋产权证、宅基地证、林权证。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杨帮华懂得了发扬基层民主，“还权予民”的重要。于是以后在关系全村发展的大事中，他都尽量发挥村议事会的作用。
要致富就必须发展产业，马岩村的气候土质很适合竹子的生长，过去村里已经有了不少竹林。成都市林业局经过调研后，准备在马岩村发展以生产食用笋为主的雷竹，进行规模化种植。要搞规模化，就必须集中一部分土地，最初杨帮华认为“可能1亩地都集中不起来”，但在议事会成员的带动下，很快便集中了20亩土地，成为雷竹生产基地。村民们还组织了驰鑫农业专业合作社，59户农民以林地入股，搞起了林下养殖，年出栏跑山鸡8万多只，每只鸡可以得到纯利润一到两元。雷竹3年后便可以生产食用笋，每亩可产约500公斤笋子，每公斤卖10元便是5000元。仅雷竹和跑山鸡，村民们每年便可以增加收入20万至30万元了。
杨帮华曾计划在马岩村流转部分土地，建设蔬菜大棚，但当村干部去动员老百姓时，老百姓说：“干部们又想搞政绩，我们不同意！”直到议事会成员带头集中土地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了。如今，马岩村已经建设起了50亩蔬菜大棚基地。
长期以来，位于邛崃西部山区的马岩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每年只有1000来元的收入。对这一笔少得可怜的收入，老百姓并不关心。但2008年马岩村被列入成都市扶贫新村建设项目，市上给马岩村拨款20万元用于村级建设和公共福利。20万元对富裕的村庄算不得什么，而对马岩村却是一笔“巨款”，得到这笔“巨款”后，干部和百姓纷纷议论，这笔钱到底拿来干什么，个别人甚至主张“干脆分给大家”。面对各种不同的反应，杨帮华坚决主张：“20万元资金怎么办，广大群众说了算！”除了组织大阵容的宣传，包括放广播、上公告栏外，村干部和议事会成员还分成10个组深入10个村民小组发传单、开坝坝会，力求真正宣传到户到人，甚至打电话征求外出务工村民们的意见。收集群众意见后，马岩村把这20万元资金入股，与企业合作兴建了养猪场，并约定每年年底保底分成两万元。
两万元，对一些富裕的地方实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但对于马岩村来说，村财政的收入却一下子增加了20倍，于是有的村民开始议论，“有了这么多钱，干部会不会‘吃欺头’（占便宜）拿去抽烟喝酒？”“虽说村里公布了收支情况，但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还不是他们干部说了算！”
了解到群众的疑虑后，杨帮华便召集村议事会成员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过去村里的理财小组由3个人组成，经过无记名投票后，大家在村32个“议员”中选出了5个人负责管理村上的财务。这5个人是村民付邦明、彭天凯、李宇全、叶露春、刘成俊，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都不在内。村议事会还决定，凡是500元以上的开支必须通过五人小组审查，千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经过议事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办理。每季度向全村公布一次财务开支情况，所有的招标项目都要进行公示。
民主理财的模式诞生后，最初的设想是把村里的财务章交给五人监督小组中的一人保管，但后来大家又想，如果交给一个人，时间长了，会不会发生拉关系、讲人情、开后门等等不好的现象呢？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在杨帮华的提议下决定，干脆把财务章分成5块，每个人保管1块，村里的每一项支出，必须5人一致同意、一致盖章才能报销。
这就是“五瓣梅花章”的由来，“五瓣梅花章”显示了来自“草根”的大智慧。
而对这5个人，村议事会也建立了监督机制——和其他议事会成员一样，三年一届，接受村民的监督，如查出确有徇私的情况，就立即被罢免。
60岁的村民李宇全是五人监督小组的成员之一，媒体采访时他说：“现在村上支出的每一笔钱，哪怕只是买了一些招待用的茶叶，都要向我们通报并说明理由。不过，自从手里有了这一瓣印章，我的责任也大了，用的每一分钱我都要反复思考究竟该不该用，咋样用能省下一点……”
另一位成员刘成俊也说：“村上的每一笔开支不但要经过我们讨论，而且所有的票据都要经过我们审核。开支前先商量，开支后再审查，不漏过一张票据。”
关于审查每一张票据，马岩村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杨帮华到乡上开会，看到别人拎的公文包不错，也花85元钱去买了个仿皮公文包，并开了张办公用品的发票回村报销，谁知在监督员那里却碰了钉子，5个监督员看了发票后反复盘问，“发票上明明写有‘挎包’两个字，他们几个偏偏装着认不到，都问我那两个字读啥子？”最后，杨帮华又气又好笑，只得拿回发票撕了不推销。
2009年初，马岩村又被确定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试点村，从这年开始，成都市财政每年都给村财政拨付20万元（后又增加到25万元）资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怎样用好这20万元资金？先做哪些后做哪些呢？杨帮华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群众。在实践中他还探索出了“三步工作法”：第一步，发放征求意见表，“一户一表”地征求群众意见，为了避免个别人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上提出事项，规定了要提议户数达到全村总户数的10%以上才纳入村议事会收集议题的范围；第二步，村议事会将纳入议题的项目进行分类，进行投资估算和修改完善后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参会人数一半以上的确定为实施项目；第三步，将确定的项目印刷成票，“一户一票”征求群众意见，按照得分高低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
通过反复讨论后，马岩村制定了《村级规划》。按规划，村民们一致同意，这笔宝贵的资金一定要用在马岩村发展的“刀刃”上，不能用来还债或买保险、发补助。两年来，村里已经建成了蔬菜大棚基地，修筑了300米水泥路，安通了全村的广播，完善了村民的体育活动设施，进行了村活动中心周边的绿化，聘请了两名保洁员整治环境卫生等等。当然，每一笔资金在支出时，都是由5名监督员和“五瓣梅花章”严格把关的。
近三年来，“五瓣梅花章”共启用了30多次，涉及金额近200万元，节约开支万元以上。在实行民主理财以前，干部和村民间总存在着隔阂，百姓总怀疑干部在“吃欺头”，干部工作不好做。实行民主理财后，百姓怀疑的眼光变成了信任的眼神，干部的腰杆硬了，敢于大胆开展工作，干群关系也和谐了。正如杨帮华所说：“权力是老百姓给的，得对他们负责，虽然大小支出都得经过监督员审核，但再不怕群众怀疑我们‘吃欺头’，我觉得比以前当书记更帅、更跩！”
到2009年，马岩村的人均年纯收入已经由过去的3000多元增加到5000来元，其中很大部分来自300多个村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与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相比，马岩村仍然并不富裕。目前让杨帮华最揪心的仍然是村里的交通问题：有的桥梁太窄，根本无法错车；除修好的300米水泥路外，主要道路仍然是泥巴路，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由于交通不便，毛猪每公斤至少少卖4毛钱，每吨竹子也要少卖40元。车开不进来，竹子拉不出去，村民们只得肩扛背驮，有的要背几百米，有的要背两三公里。2010年村议事会通过决议，决定融资120万元打通4公里水泥路，启动资金到位后进行了招标，议事会推选出了3个人担任现场监理，完工后再进行民主评议。
为了保护“议员”们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扬基层民主，让议事会这个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油榨乡党委正在探索如何抓好对议事会成员的教育培训，提高责任意识并培养荣誉感，而赋予他们真正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是让议事会成员发挥积极性的保证。待遇问题也已经纳入了乡党委的考虑范畴，目前“议员”们全是“义务劳动”，油榨乡已准备对议事会中符合条件、工作优秀的成员，作为村干部的推荐人选，对所有成员也将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适当地给予一些经济上的补助。
当然，对议事会成员也要加强管理，对多次不参加会议、不愿负任何责任的成员将进行公示除名，并重新补选。
马岩村的第一枚“五瓣梅花章”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如今他们又重刻了一枚“五瓣梅花章”。而马岩村也从一个山窝窝里的穷地方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村落。笔直的村道旁边，大棚里长着美丽的“蓝花楹”，这种树叶像凤尾、能开出优雅的蓝色花朵的植物，是美化城市和庭院的优良品种，一株树苗便可以卖到5至50元，长成后可以卖到好几百元一株。这是马岩村发展的又一项产业。
◆草根精英——“议员”们
在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及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的新作《中国大趋势？成都模式》一书中，深刻地解析了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主要从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站在全球的高度，提出了成都模式的“创新铁三角理论”。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成都创造了许多经验，建立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便是其中之一。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灾后重建和村级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成都市将过去的“代民做主”改变为“让民做主”，一字之差，却意义巨大，各村社都出现了村民议事会等基层民主自治组织，被选进议事会的成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熟悉情况、办事公道、得到村民信任的人。而许多十分棘手、十分复杂的矛盾，也都被这些“草根”一一化解了。
几百万农民在短短的时间内便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老屋”，搬进了集中居住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弄清楚过的农村和农民的家底，全部弄清；几百万件大大小小的矛盾一一化解；200多万亩土地自愿流转……田野里充满了笑声，广大农民从心底感到幸福，靠的不是搞运动，不是政府的“高压”，除了党和政府的宣传动员、财政的大力扶持，基层干部的辛勤工作外，靠的是尊重农民的权利，让农民能抬起头做人——迁入集中居住区由农民自愿；土地参加流转由村民自己决定；村级公共服务资金如何使用让村民自主……
在成都平原的农村考察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参加了村民议事会，被老百姓称为“议员”的人。在双流县瓦窑村采访时，我结识了村议事会成员吕兴明。
圆脸、皮肤红黑、壮壮实实的瓦窑村一组村民吕兴明，是第一个拿到了土地承包经营“长久”产权证的人，也是由村民们通过海选产生的“议事会成员”之一。
吕兴明留着平头，浅色的T恤外是灰黑色的上衣，皮鞋上沾满了尘土，看上去仍然是个农民，但他和过去的农民又完全不同。不仅谈话间会常常掏出手机回答有关居住小区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和村党政办的干部一起领着我去参观了村里的“三资监管查询台”，并自豪地向我解释，这个查询台是用电脑控制的，只要用自己的身份证换得一张卡片，卡片往查询台上一贴，就可以点击到你需要了解的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的全部情况，不光有数字，还有图像和原始票据。这个查询台也是推行统筹城乡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目的是“给百姓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实现政务公开，把家底彻底弄清，让老百姓随时进行监督。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参观后曾称之为“晒账本”，认为这种做法对干部设置了防线，能更好地管理干部，有利于干群关系的改善。
吕兴明是贫农出身，改革开放前家里日子很难过，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里出现了乡镇企业，母亲和姐姐帮乡镇企业加工铁扣子，日子才好过了一些。他高中毕业后在乡镇企业打工，五年后企业受国家政策的调控开始转向，吕兴明便回到了农村。回来后担任了七年的生产队长。在担任队长的同时，他一面种植草莓和蔬菜一面做经销蔬菜的生意。吕兴明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了瓦窑村的情况，以及村议事会的工作，表情相当自信，谈话中不乏许多时尚的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