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比他的大多数祖辈都要有手段的多，在“移宫案”中他明显站在李选侍一边，显示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独立性。父亲的突然死亡，宫廷乱糟糟的局面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内心乱了分寸，他反而迅速冷静下来，扛起了这副重担。
天启最初寄希望于东林党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治理天下，但他很快发现这些人的特点，那就是喜欢无事生非，因为他们抓住三任皇帝早已定性的三案不放。一群对别人不宽容的人，一群从不自我批评的人，指望他们能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
无论是方从哲，还是叶向高，这些天启倚重的内阁首辅都遭到了东林人的攻击，从天启元年开始，这位年轻的皇帝对未来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谋划。那就是逐步换掉现有的文官班子，另组建一套班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就是除掉跟东林党人勾结的内侍王安。
除此之外，皇帝还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帮手，这个人必须心恨手辣，必须有着超强的个人手腕，必须能顶住文臣疯狂的攻击，他找到了魏忠贤。
魏忠贤作为一名市井人士，为生活所迫，进入宫里。从万历年至天启年，魏忠贤一直在底层混日子，已经50多岁的魏忠贤，在他的人生最后几年结识了皇帝的乳母客氏，他的际遇来了，同时他的死期也来了。客氏对魏忠贤颇有好感，自愿在宫中跟魏忠贤生活在一起，正是这个原因，天启将魏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因为皇帝用人也要考虑到他的支持基础。此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虽然体乾跟外廷的文官也互为敌手，但王体乾并不具备充当打手的能力。皇帝最终还是找到了魏忠贤，虽然50多岁的魏忠贤已经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但他仍然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也曾试图跟包括王安、杨涟在内的所有人搞好关系，但明显并没有人买他的账。当他受到杨涟猛烈弹劾的时候，他甚至吓得两腿发软，跑到天启面前哭泣，但是这位还不到20岁的年轻皇帝只是微微一笑。他虽然长于两个妇人之手，但他已经将魏忠贤内心深处的阴鹜看的清清楚楚，他知道这个人敢干、敢于担待。的确，在风起云涌的晚明时代，这样的人已经很难找了，但天启找到了，他找到了一个跟王振、刘瑾、严嵩、张居正一样辣手的人物，一个可以对付文官的人物。在这主仆二人的运作下，终于向无人敢招惹的东林党吹响了战斗号角。就这样，一个意志决绝的天启王朝呈现在我们面前。
为了修建关宁锦防线，已经被取消的辽饷又重新征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已经被泰昌罢免的商业税又重新征收；从嘉靖年间起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又重新拾起；洪武年间对言路的高压政策在帝国又重新运转起来。帝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专制时代，但这无疑是回光返照而已，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任何的专制土壤，所谓的强权政治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强势的君主和一个愿意替他卖命的宦官在帝国的暂时主政而已。
天启三年无疑是天启一朝政治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无论是皇帝，还是这位魏姓宦官，都想与东林党人和光同尘，但当皇帝发现此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时候，他便从前台退居幕后，指挥着魏忠贤还有那些在跟东林党人斗争中失势的官员依托“三案”对东林党人展开血腥清洗。
由于明朝灭亡后，大批东林党人投降清廷，所以我们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叙中看到的都是东林系的观点，无论是国本之争、矿税，还是后来的“三案”。
对于东林党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定义，从狭义上讲凡是跟阉党作对的人都可以划归东林党，从广义上讲一切皇权的反对者都可以定义为东林党，由此衍生出与内阁、外戚、宦官做对的官员也大多属于这个团体，由此我们可知这个团体打着“道德”旗号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在17世纪帝国频临灭亡之际，这个团体还紧紧捂住商业这块利益，不许帝国染指。
天启元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爆发了持续17年的奢安之乱，虽然在帝国南北同时出现危机，但正是在年轻皇帝决然意志下才没有出现崇祯朝那种财政崩溃局面，除了重用孙承宗修建关宁锦防线这一错误政策外，天启朝并无其他政策上的失误，尤其是继续维持对商业税的增收，以及通过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私铸钱活动，更是多多少少缓解了财政危局。
天启朝仍旧是西方冒险家对东方的试探过程，荷兰人跟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战斗以葡萄牙人的胜利而告终，荷兰人又转而在东南沿海寻找别的机会，但这又遭到郑氏海商集团的打击。17世纪的明王朝对海外贸易仍旧没有兴趣，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对海外的那点商品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的。
意志绝决的天启王朝正处于一个时代大变革之中，关外新兴后金政权的崛起、西方航海家的试探、西南少数民族为了维持他们古老生活传统的抗争、民间早已泛滥的拜金主义、儒家思想文化的穷途末路，所以这一切都彰显着这个时代的脆弱性，无论年轻的皇帝和那个年老的宦官如何坚持，也无法将偏离轨道的火车纠正过来。
持续了短暂七年的天启王朝，绝决与涣散并存，专制与宽容同在，它既没有使这个时代变好，也没有使这个时代变坏，帝国仍然是一种安静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