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导致严嵩垮台，嘉靖四十五年皇帝驾崩，这其中四年的时候是徐阶担任帝国的首辅。这四年称不上是一个平静期，它反而是一个危险期，因为严嵩的离去而留下的真空徐阶能不能填补，不仅关系到这四年帝国政治的走向，更是关系到江山能否顺利交班的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裕王是未来的皇储，但人人都不敢去触碰这个敏感话题，徐阶也不敢跟裕王走的太近，以免再掀波澜。
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嘉靖变得更加喜怒无常、恩威难测，这就使得徐阶等内阁大学士面临的境况比严嵩更加凶险，皇帝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主观臆断臣僚们想让他退位，阁臣们对他很厌烦，不想辅佐他，所以他经常的试探群臣，但这些都被读懂嘉靖心思的徐阶轻易化解了。
帝国已经再无严嵩，但整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改观。仍旧是没有人敢拂逆嘉靖的旨意，官场上仍旧是钻营、结党，民生依然艰难，国库还是空虚，失去了严嵩的在前面做挡箭牌，已经有人将箭往嘉靖身上射了，这个射箭的人叫海瑞。
海瑞是明代最有名望的官僚，他非常符合儒家的士大夫形象，他能够名留青史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了一道詈骂嘉靖的奏书，但在西方人编著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并没有出现这位道德君子的名字，看来信奉大历史观的西方人更注重影响历史中更为粗线条的东西，并没有按照儒家规范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人和事，但鉴于海瑞仍是明史中无法绕过的一位人物，我们仍会在本节以及后面的章节中以较大篇幅介绍这位模范人物。
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在这个水天一色的天涯海角，他没有沾染内地刁顽的习气，反而形成纯朴、执著的性格。他出身官宦之家，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法，他在四岁丧父，如果按照周岁计算，他大概在三岁，甚至两岁的时候便已丧父。海瑞的母亲守节将海瑞带大，海瑞在他35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连考两次都未中进士，就在第二次落榜的当月他向吏部讨得一官职，乃是福建省南平县教谕。
在南平这个科举盛行的地方，这位只有举人出身来自海南的教书先生并不能够很容易的打开局面，但他却很快打开局面了，不是因为他的才学，而是因为他的个性。福建巡按来到南平学校，海瑞站立在中间，学生站立在两旁，眼见巡按到来，两旁的学生都鞠躬参拜，唯独海瑞仍旧站在那里无动于衷，这样就形成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像极了一个笔架。
陪同巡按前来的南平地方官员质问海瑞为何不参拜，海瑞答，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巡按大人既不是圣人，为何要参拜。这件事情之后，海瑞的名声立刻在福建传出去了。
之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恰逢严嵩一党的鄢懋卿南下巡盐，竟然慑于海瑞的威势，愣是不敢去淳安，而是绕道而过，如此一来，海瑞的名声更是响亮了。
后来海瑞又担任江西省兴国县知县，再后来又升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了那道指责嘉靖的《治安疏》，在疏中海瑞说他要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
这篇《治安疏》主要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作者的想法。首先，海瑞举出了汉文帝和贾谊的例子，指出在历史上被认为实现了大治的汉文帝，实际上也多有优游退逊、怠废政务之嫌，接着，海瑞又进一步说明即便是汉文帝这样的贤君也需要像贾谊这样的臣子来劝诫，那更不用说嘉靖了。
接着，海瑞便对嘉靖治理下的弊端进行总结，指出世宗皇帝富有四海、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无父子之心、无君臣之义、无夫妻之情，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最后，海瑞对于如何革除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泛泛之谈的见解，但有两条还是有实际性和具备可操作性。一是屯田、运盐应该恢复实物征收，二是按地亩交粮、按人口应役，海瑞的这两条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的，只有稳定了农业，稳定了帝国的根本才能谈其他的。至于让皇帝节俭，惩治贪官并不具备实际可行性，也无关这个帝国的根本。
海瑞最后说道只要按照他说的几点去做，天下很快便可出现大治，而且这些也不需要皇帝太劳神，只要稍事节省和振作就行了。海瑞在这点上过于理想化，不在其位、难知其政，中国的社会几千年走过来，民生一直都是困苦的，何时见过民生富庶，内阁首辅、封疆大吏退休之后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小民百姓，寥寥富户也是经过数代的积累。
海瑞的这道奏疏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让皇帝接纳谏言，正像他在开篇和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那么君道有何不正？臣职有何不明？按照海瑞的说法，臣僚的职务就是规劝皇帝，向皇帝纳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为君之道也就实现了，天下也就大治了。
海瑞的观点是想通过君臣共治的方式来求万世治安，但他不明白农耕帝国治事的复杂性和因循性，几乎每任皇帝在继位之初或者每位官员在上任之初都想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求能够建功立业，但久而久之都偃旗息鼓。
海瑞的上书不是偶然的，虽然皇帝一直怀疑后面有徐阶一党的指使，但事实表明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并无关系，究是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严嵩被罢黜后的那种舆情有关。严嵩在任的时候，虽然群臣对皇帝不满，但有严嵩在总能分担一些矛盾，严嵩一死，在形势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时，打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他说出了所有官员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虚伪面皮，对嘉靖之治是一次彻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这道奏疏，这是个一心为国为民的人，跟后世那些上书以邀直名的伪君子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原谅了他，但对于他的这道奏疏来说，多是干吼之词。大明朝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疲弱，而导致财政疲弱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问题有所阐述，也就使得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海瑞这种不畏死，敢为名请利的官员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嘉靖四十五年的寒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孤独中死去，享年59岁。这是一位孤独的皇帝，父母早死、子女们多殴、夫妻隔阂、君臣猜忌，跟大多数政治人物临死一样，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京城对于他来说始终是客居，他的家乡在南方那个小城，那里才是他的家，但他不能像他的臣子那样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只能在这里苦捱。
我们回过头来对这个嘉靖时代进行评价的时候，这种评价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就中枢来说，它一改自成化年间起文官掌政的局面，帝国又重回君主专制；从民间来看，它却是继续沿着成化年以后的那种发展趋势，也就是商业日益发达、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嘉靖朝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殊的王朝。
这种矛盾的反映都归因于明王朝的继位出现了偏差，正德的无嗣使得这一切都复杂化了，那个由外藩继位的孩子搞乱了这一切。外藩的身份使他一直都没有自信，并成为终生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他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这方面联想。他不顾一切在大礼仪方面跟所有的官员较劲，这正是想树立他的正统性。但外藩儿子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即使是永乐皇帝也不能例外，还不如从容面对。为了进一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他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皇位是靠着宗法制的伦序原则而继，他的皇位具有不可争议的正统性。
嘉靖朝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这一朝没有了太监专政，此后除了魏忠贤短期的专政之外，大明朝宦官威风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嘉靖朝文官的日子好过，实际上，文官的日子跟在洪武朝一样难熬，这位皇帝跟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嘉靖朝只有迎合皇帝的官员才能够持久，他找到了严嵩，然后又找到了徐阶，两任首辅都小心翼翼的伺候，他们不再是具备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而是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的虚伪与阴暗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嘉靖一朝本身比较平淡，除了南方御倭和北方对付蒙古人也并无大事，但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却是波涛汹涌。
受到压抑的文官必然会在以后爆发出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开始蚕食农耕基础，经济的繁荣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多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制的惯性又使得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些都无可置疑的使我们这个帝国开始摇晃。
从嘉靖十八年后，皇帝便开始倦怠政事，对于一些顽疾他也无心再去理会，他大概知道这些皆非人力所能为之，我们这位皇帝大概在这方面看的很开。在皇帝的这种无为下，在臣子们的战战兢兢下，帝国的形势开始下滑，虽然有严嵩、徐阶在那里苦苦撑着，但已是于事无补。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嘉靖朝的衰弱和不振正好给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提醒的是嘉靖一朝以税粮和力役折成银两交税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鞭法”改革一直在江南推行，开海与互市在严嵩遮遮掩掩的情况下也在慢慢推进。保守与革新、多元与单一、奋发与堕落、呐喊与沉默、开放与踌躇在这一刻同时出现，我们的明王朝注定在这一刻走向诡异。
嘉靖御宇的45年占了半个世纪，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半个世纪，但由于中枢的保守终是一事无成，不仅一事无成，反而使时事益发艰难。嘉靖不仅是明王朝最差的皇帝，他还跟李隆基、乾隆一起成为中华帝国史上三位最差的皇帝，在这三位皇帝御宇期间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嘉靖45年，有人前进、有人后退；有人正坐、有人打滚；有人高升、有人杀头；有人辛劳、有人享乐。嘉靖45年实在是沉闷、平淡，又充满精彩华章的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