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顾宪成，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进士，历任户、吏二部主事、性格刚直，遇事敢言，惹怒了魏忠贤，魏忠贤罢了顾宪成，将顾宪成赶出了京城。顾宪成回到故里，却与好友高攀龙一起创办东林书院，主讲程、朱正学，而倡“知本”、“立志”整肃习气之学风，以“穷理察物”明辨慎思，身体力行，以达到兴邦安国的目的，这是求学之道，也是为培养人才的模式，这与岳麓书院“致君泽民，传道以济斯民”的模式遥呼相应。高举“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大旗，与“两眼不观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王学末流背道而立。议论朝政，反对阉党，以维护国本，因此受到朝廷阉党的迫害。
顾宪成被腰斩于市，高攀龙跳河自尽，书院遭到封拆，禁留片瓦块砖。
就在魏忠贤之权势登峰造极的时候，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逝，崇祯皇帝继位。崇祯帝为了巩固帝位而发起清除阉党势力。一天崇祯帝临朝，贡生钱熹征上奏：“禀告皇上：微臣启奏魏贼忠贤三十四罪，其罪行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疏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穷奢极侈，罪该万死……”
崇祯帝听完启奏后将魏忠贤贬往凤阳，三天以后，又下令逮捕，行进到阜城的魏忠贤获知风声，遂于晚上白缢而死。
崇祯皇帝在罢免了魏忠贤以后，着手对顾宪成、高攀龙以及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进行平反昭雪。追赠了顾宪成为“端文”，对高攀龙的子孙有所重用。高世泰，就是在此情况下中了进士，作了湖广‘学道的。他所宗亦为程、朱，更兼家学渊源，对王学末流的空泛误国表示了极大的反对。他登岳麓讲坛，对那些空发议论的讲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这样讲学，又有何益？”
却说王夫之，入了岳麓书院以后，先是接受了吴道行的湖湘之道；高世泰的登坛，又从中领略了东林学派的办学主张，眼界大开。比起当年蜗居乡里，从父而学以及入县学从师而游的境况，眼界与心境也就开阔了更多。他深谙了湖湘正学“致君泽民，经世济国”的宗旨，更兼了东林党人“讽议朝政”刚直不阿的学风。自高世泰讲学以后，因高世泰对王学末流的猛烈抨击，结合了当时国难与民族危机的实际，大声地进行了呼号与呐喊，把东林学风带到了岳麓书院。本来东林学风与岳麓办学宗旨就有异曲同工之妙，经他如此一结合，更赋予岳麓书院传统学风以崭新的内容，如当年张厚主讲书院之时，赋予湖湘学以民族的内涵一般。湖湘学，经过吴道行的经营，已经正本清源，更具经世济民之功用。听了高世泰讲学，王夫之为高氏的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于是邀了郭凤跄、管嗣裘、文之勇等人，结了一个行社，宗旨就为“切中时弊，匡复社稷”，因此将行社名为“匡社”，所谓“匡”就是要匡扶那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也。因明王室的无所作为，更是与农民义军为敌，大规模调兵镇压，宠大的军费开支及皇室生活糜烂腐化，各种赋税不断提高，连年的战祸，频繁的天灾造成物质的匮乏，大商巨贾的垄断与囤积，更造成了国内经济的萧条，无休止的通货膨胀，使得一般的中小地主破产，民众赤贫。于是，张献忠举起“打富济贫”的旗号，每到一处，攻了州府，就打开官仓赈灾济民，打击地方劣绅，均衡土地，让那些衣食无着的农民得到了好处。因此，他的行动纲领，深得民众欢迎，受压迫受剥削已久的农民，突然觉得从天上掉下了一个极大的馅饼，得以分食，岂有不欢Ⅱ乎之理，岂有不服从之理？因此，张献忠的队伍很快壮大，一路势如破竹。“匡社”的学子，有感于此，曾向潭州知府呈文，一方面要求知府备战，另一方面请求抚民。他们分析，其实天下的财富并没有增多，但为什么张献忠能如此让人食有粮，穿有衣，用有度呢，只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民心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也！”而此刻要得民心，就得给民以实惠，让其食有粮，穿有衣，用有度。要求知府开仓放粮，以济灾民，打击囤积天下之物的奸商巨贾，平抑市场。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知府肯定，知府以上奏了朝廷等待朝廷的旨意为藉口，很“客气”地将他们打发了。
进谏无效，而张献忠此刻已兵临城下！国难当头，为了拯救将亡的潭州，王夫之弃了书本，邀了“匡社”同志，来到古镇长沙，到处发表抗战演讲，散发抗战传单，为抗战而呼号，甚至组队勤王。却终究人微言轻，而缺乏号召力，以败局告终。如此一厢情愿地凭了自己的热情，积极地呼号了一回之后，王夫之觉得尽管自己此刻已成了学生领袖，在岳麓书院已是振臂一呼而学子云集的英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团体，小环境，成不了大气候。于是他再一次想到了科考，他清楚，要想将自己的抗战救国之志，化为一种社会力量，唤醒那成千上万的正在酣睡的人们，他必须博取一个功名，因为只有这个功名，才能让社会承认。于是偕了兄弟再赴武昌，这同主持武昌科考的主考官，乃湖广学政的高世泰，高世泰讲学书院之时，对于夫之的激进思想，特别是他们激进抗战救国意识同东林学派的学风几乎合流，更为赞赏。他在读了王夫之《论春秋》的文章以后，认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辞”，评了第一‘，中式得了第五名，其兄王介之中式得了第四十名。一年同科出了两个举人，这岂不双喜临门了，王朝聘大喜。
于朝聘年轻之时也是热心科举，却终因所崇程、朱，与王学不堪合流，屡战屡败，而终于绝意科举，甘作一老儒矣，他自己的科举失意，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三个儿子的身上。王朝聘也清楚真正要使王家“来修文教，弦诵不衰”，参与科举廷试以取得功名，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此时王家已一贫如沈，见两儿已中高科，却好像得了数千万财富一般，老人非常高兴，自己一生不得志，连个举人都没考上，而自己两个儿子同时考中了，怎不叫他脸上增辉呢。他督促两个儿子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
依了父亲所言，夫之兄弟到了南昌，却在会馆得到消息，李白成所率领的农民义军，业已得势，早占了江西大片的土地，由南昌上京的道路已经封锁，如此冒险地通过封锁区，后果不堪设想。中了举人之后，王夫之本已觉得有腾龙之兆了，只等廷试将自己一腔报国之志、救国之情作了策论，呈奏御览，或许亦可实现意愿而达到救国复兴的目的。而此刻进京之路已经封锁，上朝参加廷试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崇祯已经下诏，将礼部会试延期至八月举行。但估计南昌不能逗留如此长的时间，于是不禁长叹：“天不助我！”他感到茫然。悲愤之余，挥笔写道：闲心欲向野欧参，更听鱼龙血战酣。
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他把农民革命比突如其来的料峭之风，把他的美梦都吹散了。于是同兄长介之由南昌返同衡阳家居。当时，李白成占了江西，张献忠却率部占了湖南，他攻开了衡州，想在衡州物色大儒名流以宣传他的政策和他的治国方略。在他攻开潭州之后，听到吴道行的儒名，调查了吴道行的为人，知道吴道行乃岳簏书院巨子，前科进士，曾作过潭州知府，因向朝廷进谏加强军备，抵抗外侵，特别对阉党敝日表示了极大的反感，认定吴道行是个人才，于是派了亲信，前往聘用，以作宰辅。
这吴道行，虽然因为自己的政见与朝廷不能一致，受到朝廷猜忌，而被迫递了辞呈，挂印归里，作了岳麓书院山长。
然而他对于以崇祯为首的明王朝，仍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希望通过这许多次的战争能让崇祯有所反思和悔改，从而一振朝纲。但崇祯终于没有来得及反思，他的半壁江山却已改了姓名。见了张献忠的使臣前来，吴道行先是避而不见，继而见之大怒，大骂逆贼。
张献忠，本系一介农夫，因长得牛高马大，孔武有力，在当地专干一些打抱不平的勾当。因家穷，只是入馆，发了个蒙，不再有心思念书。但他却最讲哥们义气，仗义疏财，在当地网罗了一班哥们，当起大哥来。因明室的衰弱，地方劣绅的多加欺压，贫苦的农民无法生活，忍无可忍，竟率了哥们趁夜打击了一家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