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岳麓风云(上下)
20165300000070

第70章 宠阉党熹宗辱祖 结行社夫之救国(2)

且说顾宪成,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进士,历任户、吏二部主事、性格刚直,遇事敢言,惹怒了魏忠贤,魏忠贤罢了顾宪成,将顾宪成赶出了京城。顾宪成回到故里,却与好友高攀龙一起创办东林书院,主讲程、朱正学,而倡“知本”、“立志”整肃习气之学风,以“穷理察物”明辨慎思,身体力行,以达到兴邦安国的目的,这是求学之道,也是为培养人才的模式,这与岳麓书院“致君泽民,传道以济斯民”的模式遥呼相应。高举“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大旗,与“两眼不观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王学末流背道而立。议论朝政,反对阉党,以维护国本,因此受到朝廷阉党的迫害。

顾宪成被腰斩于市,高攀龙跳河自尽,书院遭到封拆,禁留片瓦块砖。

就在魏忠贤之权势登峰造极的时候,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逝,崇祯皇帝继位。崇祯帝为了巩固帝位而发起清除阉党势力。一天崇祯帝临朝,贡生钱熹征上奏:“禀告皇上:微臣启奏魏贼忠贤三十四罪,其罪行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疏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穷奢极侈,罪该万死……”

崇祯帝听完启奏后将魏忠贤贬往凤阳,三天以后,又下令逮捕,行进到阜城的魏忠贤获知风声,遂于晚上白缢而死。

崇祯皇帝在罢免了魏忠贤以后,着手对顾宪成、高攀龙以及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进行平反昭雪。追赠了顾宪成为“端文”,对高攀龙的子孙有所重用。高世泰,就是在此情况下中了进士,作了湖广‘学道的。他所宗亦为程、朱,更兼家学渊源,对王学末流的空泛误国表示了极大的反对。他登岳麓讲坛,对那些空发议论的讲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这样讲学,又有何益?”

却说王夫之,入了岳麓书院以后,先是接受了吴道行的湖湘之道;高世泰的登坛,又从中领略了东林学派的办学主张,眼界大开。比起当年蜗居乡里,从父而学以及入县学从师而游的境况,眼界与心境也就开阔了更多。他深谙了湖湘正学“致君泽民,经世济国”的宗旨,更兼了东林党人“讽议朝政”刚直不阿的学风。自高世泰讲学以后,因高世泰对王学末流的猛烈抨击,结合了当时国难与民族危机的实际,大声地进行了呼号与呐喊,把东林学风带到了岳麓书院。本来东林学风与岳麓办学宗旨就有异曲同工之妙,经他如此一结合,更赋予岳麓书院传统学风以崭新的内容,如当年张厚主讲书院之时,赋予湖湘学以民族的内涵一般。湖湘学,经过吴道行的经营,已经正本清源,更具经世济民之功用。听了高世泰讲学,王夫之为高氏的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于是邀了郭凤跄、管嗣裘、文之勇等人,结了一个行社,宗旨就为“切中时弊,匡复社稷”,因此将行社名为“匡社”,所谓“匡”就是要匡扶那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也。因明王室的无所作为,更是与农民义军为敌,大规模调兵镇压,宠大的军费开支及皇室生活糜烂腐化,各种赋税不断提高,连年的战祸,频繁的天灾造成物质的匮乏,大商巨贾的垄断与囤积,更造成了国内经济的萧条,无休止的通货膨胀,使得一般的中小地主破产,民众赤贫。于是,张献忠举起“打富济贫”的旗号,每到一处,攻了州府,就打开官仓赈灾济民,打击地方劣绅,均衡土地,让那些衣食无着的农民得到了好处。因此,他的行动纲领,深得民众欢迎,受压迫受剥削已久的农民,突然觉得从天上掉下了一个极大的馅饼,得以分食,岂有不欢Ⅱ乎之理,岂有不服从之理?因此,张献忠的队伍很快壮大,一路势如破竹。“匡社”的学子,有感于此,曾向潭州知府呈文,一方面要求知府备战,另一方面请求抚民。他们分析,其实天下的财富并没有增多,但为什么张献忠能如此让人食有粮,穿有衣,用有度呢,只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民心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也!”而此刻要得民心,就得给民以实惠,让其食有粮,穿有衣,用有度。要求知府开仓放粮,以济灾民,打击囤积天下之物的奸商巨贾,平抑市场。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知府肯定,知府以上奏了朝廷等待朝廷的旨意为藉口,很“客气”地将他们打发了。

进谏无效,而张献忠此刻已兵临城下!国难当头,为了拯救将亡的潭州,王夫之弃了书本,邀了“匡社”同志,来到古镇长沙,到处发表抗战演讲,散发抗战传单,为抗战而呼号,甚至组队勤王。却终究人微言轻,而缺乏号召力,以败局告终。如此一厢情愿地凭了自己的热情,积极地呼号了一回之后,王夫之觉得尽管自己此刻已成了学生领袖,在岳麓书院已是振臂一呼而学子云集的英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团体,小环境,成不了大气候。于是他再一次想到了科考,他清楚,要想将自己的抗战救国之志,化为一种社会力量,唤醒那成千上万的正在酣睡的人们,他必须博取一个功名,因为只有这个功名,才能让社会承认。于是偕了兄弟再赴武昌,这同主持武昌科考的主考官,乃湖广学政的高世泰,高世泰讲学书院之时,对于夫之的激进思想,特别是他们激进抗战救国意识同东林学派的学风几乎合流,更为赞赏。他在读了王夫之《论春秋》的文章以后,认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辞”,评了第一‘,中式得了第五名,其兄王介之中式得了第四十名。一年同科出了两个举人,这岂不双喜临门了,王朝聘大喜。

于朝聘年轻之时也是热心科举,却终因所崇程、朱,与王学不堪合流,屡战屡败,而终于绝意科举,甘作一老儒矣,他自己的科举失意,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三个儿子的身上。王朝聘也清楚真正要使王家“来修文教,弦诵不衰”,参与科举廷试以取得功名,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此时王家已一贫如沈,见两儿已中高科,却好像得了数千万财富一般,老人非常高兴,自己一生不得志,连个举人都没考上,而自己两个儿子同时考中了,怎不叫他脸上增辉呢。他督促两个儿子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

依了父亲所言,夫之兄弟到了南昌,却在会馆得到消息,李白成所率领的农民义军,业已得势,早占了江西大片的土地,由南昌上京的道路已经封锁,如此冒险地通过封锁区,后果不堪设想。中了举人之后,王夫之本已觉得有腾龙之兆了,只等廷试将自己一腔报国之志、救国之情作了策论,呈奏御览,或许亦可实现意愿而达到救国复兴的目的。而此刻进京之路已经封锁,上朝参加廷试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崇祯已经下诏,将礼部会试延期至八月举行。但估计南昌不能逗留如此长的时间,于是不禁长叹:“天不助我!”他感到茫然。悲愤之余,挥笔写道:闲心欲向野欧参,更听鱼龙血战酣。

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他把农民革命比突如其来的料峭之风,把他的美梦都吹散了。于是同兄长介之由南昌返同衡阳家居。当时,李白成占了江西,张献忠却率部占了湖南,他攻开了衡州,想在衡州物色大儒名流以宣传他的政策和他的治国方略。在他攻开潭州之后,听到吴道行的儒名,调查了吴道行的为人,知道吴道行乃岳簏书院巨子,前科进士,曾作过潭州知府,因向朝廷进谏加强军备,抵抗外侵,特别对阉党敝日表示了极大的反感,认定吴道行是个人才,于是派了亲信,前往聘用,以作宰辅。

这吴道行,虽然因为自己的政见与朝廷不能一致,受到朝廷猜忌,而被迫递了辞呈,挂印归里,作了岳麓书院山长。

然而他对于以崇祯为首的明王朝,仍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希望通过这许多次的战争能让崇祯有所反思和悔改,从而一振朝纲。但崇祯终于没有来得及反思,他的半壁江山却已改了姓名。见了张献忠的使臣前来,吴道行先是避而不见,继而见之大怒,大骂逆贼。

张献忠,本系一介农夫,因长得牛高马大,孔武有力,在当地专干一些打抱不平的勾当。因家穷,只是入馆,发了个蒙,不再有心思念书。但他却最讲哥们义气,仗义疏财,在当地网罗了一班哥们,当起大哥来。因明室的衰弱,地方劣绅的多加欺压,贫苦的农民无法生活,忍无可忍,竟率了哥们趁夜打击了一家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