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道家哲学的地位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提出“道家主干说”。1986年，周玉燕、吴德勤率先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的文章，紧接着，陈鼓应先生于1990年和1995年分别在《哲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上发表《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和《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的文章，对“道家主干说”进行新的更为系统的论证和说明。周、吴二人的观点和陈先生的差异在于，一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提出并作论析的，一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提出并作论析的。
“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也不只限于专业哲学领域，还伸展扩延到整个文化领域。李存山先生较早对“道家主干说”提出质疑，继之，赵吉惠、张立文、涂又光等学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按陈鼓应先生的观点，儒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在伦理学史上更居于主干地位。虽然伦理问题有时成为哲学的重要关注对象，但有时则处于哲学的边缘部位，而且在哲学大厦中，它也并非主体建筑。另一方面，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主流一直是形上学与知识论，而政治伦理学只是其中的枝节部分。这样，自西方哲学的观点视之，则以政治伦理学为主体的儒家显然不能正当地担起哲学之名。但道家则不然，它既有自己系统的形上学——道论，又有自己以直觉（“玄览”）和静观为特点的认识学说（这两点是任何其他一个学派所不具备的）。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其主体为宇宙论和人生哲学。就宇宙论和辩证思维方法而论，显然是由道家提出并加以发展的；至于人生哲学，则孔孟远逊于老庄自不待言。这是道家思想所以为中国哲学之主干的根由所在。
陈鼓应先生的“道家主干说”是以狭义哲学即西方形上学的立场和视野来观照中国哲学而得出的。其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在古代以本体论和宇宙论见长，在近代以知识论见长，其本体论和宇宙论及知识论皆有其独立的系统。中国哲学则不然，它虽然也有丰富的本体论、宇宙论和知识论思想，但其本体论、宇宙论和知识论往往是与其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等等溶为一体，显得难解难分的，并未取得真正独立的地位，达致相对纯粹的状态。儒家哲学是如此，道家哲学也不例外。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揭示中国哲学之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以西方之主流哲学及其特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之价值，评判中国各家哲学地位之主次则并不十分妥当。同时，诚如陈鼓应先生所说，原始儒家（孔孟）以政治伦理学为主体，原始道家（老庄）形上学思想颇为发达。前者属于人道的范畴，后者属于天道的范畴。然原始儒家却也并非没有关于天道的观念，儒家到了《易传》和苟子之时，其天道或形上学思想达到相当的高度亦是一不容否认的事实，后来的宋明理学更不必说。而原始道家却也并非没有对于人道的认识，道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道推到人道，讲人道又复归于天道，他们并没有孤立地去谈天谈道，而是将天与人、天道与人道、道与人性、自然与人生联系和统一起来去思考和观察问题。这种思维路向决定了他们也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思想。通常人们否认道家有关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和思想，这是错误的。道家不仅有着较为丰富的道德哲学，而且与世俗道德和儒家道德思想相比，还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对传统伦常道德的反动和超越，对自然主义道德观的提倡和强调。因此，囿于世俗的偏见，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往往会发生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
照我们看，不论是儒家哲学和文化，还是道家哲学和文化，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简单地说哪一方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主干，以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都不是很确当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李约瑟博士的话表现了他对道家文化与哲学的看重和偏爱。实质上，李博士的评价对儒家也同样适用。试想，如果抛开儒家文化与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和状态？应当说，儒道哲学与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与哲学之“根”，都具有“根”的意义和地位。我们这样说，也不是要在儒道的地位判断评价上和稀泥。我们既不赞成孤立的儒家主干说，也不赞成孤立的道家主干说，而主儒道互补、儒道递相或交叉主干说。
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是多元互补的历史，而在多元互补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儒道互补则是其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内容。儒道互补并非晚出的文化现象，早在先秦原始儒家和道家那里，二者的互补即已有所体现。儒家孔子问礼于老聃，表现了他对老聃的尊重，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与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也是相通的，而荀子对自然之天的强调则显然是注意吸纳了道家的无神论思想。不只先秦儒学，后来儒学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对道家思想的吸收，离不开道家对它的刺激，很难想象，没有道学的不断的刺激，儒学能有恒久的发展和生命力。同样，道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儒学的铺垫，道家哲学是在对儒学的不断的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是意识到儒学有这样和那样的局限性，并通过对这种局限性的否定和扬弃，道学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实现自身的发展，抛开儒学，道学的发展也将是无的放矢的。
与儒道互补的文化景观相联系，并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我们提出儒道交叉主干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是儒家哲学的第一人，而老子则不只是道家哲学的第一人，同时也是-I|国哲学的第一人。战国时，阿花齐放，n‘家争呜，霞要的流派除了儒家、道家，还有墨家、法家、名家、农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等，很难说哪一家为主，哪一家为次。秦以后，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家派开始衰落，其作用和影响渐渐消失。惟儒道两家始终绵延不绝，不断有新的发展，产生新的形态。儒道一显一隐，共同浇灌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不过，从对巾国社会的影Ⅱ向来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荇主导的作用。比如，汉初统治者出于与民休养生息的考虑，无不推行黄老无为之治。王充《论衡·自然》云：“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据《史记·吕后本纪》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可见，高后和汉惠帝均奉行“无为而治。”其后汉文帝亦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而窦太后亦“好黄老之言，不说儒术。”汉景帝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凡此皆说明以老子的“道”为其理论基础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在汉初社会是起着十一分重大的作用的。东汉后期，道家思想开始向道教转化。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道教是宗教，重信仰；道家是学术派别，重哲理，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道教不仅讲求神仙方术，同时还以黄老学说为其思想渊源，因此二者又有着不呵分割的联系，“一方面道教从道家的思想中找到立足的根据；另一方面道家思想通过道教学者的宣传，扩大了地盘，增加了新的内容。”魏晋时期，出现玄学思潮，玄学家们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他们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主张毁弃礼法。何晏“援老人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作《老子注》，提出“贵无论”和“名教出于自然”的主张；阮籍、嵇康主张自然无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庄子注》…，玄风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以上是道学居于主于地位的儿个时期。在另外的一些时期，则显然是儒学居于主流的地位。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五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采纳，致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影响深巨。而宋明理学虽说址儒释道合流的产物，但儒学的主流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其后数百年，虽亦曾出现反叛儒学的学者和异端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起之前，儒学的主流地位始终未发生根本的动摇。从以上的扼要分析来看，儒道交叉主干说还是比较接近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台湾学者魏元国防珪先生指出：“儒家思想是维持社会正常状态的有效脉动，惟当逆境和乱世，道家思想却成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慰藉。”
“儒道彼此互补，儒重其治国平天下之理，道却在乎安顿离乱之人心”，“使居苦闷时代的人，或处逆境之际得为精神上的慰藉。”“道家是中国义化的滋润者，不论治世乱世皆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魏先生对道，家心恕的评价和肯认是不为过的。毋庸置疑，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是道家思想家高度的人生体验的结晶，充满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因此总能给人以人生的引导和智慧的启迪。人来到世上，一方面要求安身，另一方面要求立命。如果说儒家哲学注重指点人们如何立命，是立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哲学注重指点人们如何安身，足安身哲学。特别是在乱世和逆境，道家思想总能给人以生命的慰藉，并予人的精神有所安i顷，使人处乱不惊，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地去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直至最大限度地去发展人的个性，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敝每当乱世逆境，道家思想往往益受人所重视，尤其是为士人所乐道、所效法。这在中国历史上儿成不易之事实。此外，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更足十分显著的，道家讲求超然象外，返归自然，与自然合体，讲求无法之法，提倡自然美和天然美，此种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岂术的创新和突破，其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中国古代的许多人文学家、大艺术家，尤其是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罕有不受道家精神之浸染者。此不赘述。
道家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道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们将道从形而下的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赋予道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含义，并以道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范畴，建立了道学理论体系——道论。老子是道论的建立者，庄子则是先秦道论的集大成者，他们都有着关于道论的丰富论述。应当说，道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哲学已开始克服和超越经验哲学的局限，而提升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层面。老庄以后的哲学家无不对老庄的道论有所继承和吸收，他们对道的理解和认识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就将道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这一点而言，却是一致的。准此，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无疑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