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常常保守清静，让心无所累，神无所系，回归于本来的正性，就能够见到妙本。否则，如果不能合于正性，让情感追逐着欲望而动，性为欲所牵，迷途于道原，想见到妙本，那是不可能的（《注》卷一）。具体的操作，唐玄宗比较强调几点。一是因学知道，悟理忘言。他说：“夫为学者，莫不初则因学以知道，修功而补过；终则悟理而忘言，遗功而去执（《疏》卷六）“言”是为了“诠理”，如果“执滞言教，则失妙理矣。失理则无由得道”（《疏》卷三）。得道的关键在于“悟”：“道在于悟，悟在了心，非如有为之法，积日计年，营求以致之尔。但澄心窒欲，则纯白自生矣。”（《疏》卷八）但仅仅“悟”还不够，“悟”还必须落实到“行”。
“悟教之善，在于修行。行而忘之，曾不执滞。”（《疏》卷十）“行而忘之”的实质就是“于诸法中，体了真性，行无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则心与道冥，故无辙迹可寻求”（《注》卷二）。再说清楚一点，就是“行不言之教，辩凋万物，穷理尽性”（《疏》卷六）。二是无为清静，守柔用谦，恭俭自牧（《疏》卷六）。
唐玄宗身为帝王，最有条件把道教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他对王道之术的探讨可谓不遗余力。唐玄宗认为，道生万物而不居功、主宰，人君也应该如此：“含容应物，乃公正无私，无私则天下归往，是谓王矣（《疏》卷二）。除了公正无私，还要俭、爱。“俭”就是节俭，少动用民力。“爱”就是爱民，“爱之义，长之育之，务存清静，合乎简易”（《唐大昭令集》卷一一三，《玄元皇帝临降制》），滋养老百姓，不与民争利，不夺民之利，不以烦苛的政令扰民，政策尽可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理人俭爱，则万方早服”（《疏》八）。这是就君主自己而言。就君主处理与臣下的关系而言，唐玄宗提出了“任臣道化”的主张。这表现在选择臣下时，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智”。这个“智”，不是老子所评判的巧智，而是“无为之智”（《疏》卷三）。二是“忠”。“忠者，人臣之职分”（《疏》卷三），但是“忠君”而不是“佞君”。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任用时，“当量能受爵”（《疏》卷三），而不是根据过去的功劳来授爵禄，因为这会助长那些有功之臣居功自傲，烦扰国政。任用臣下后，君臣双方都要以道为本。就君主而言，要体道之性对待臣下，“天下无为”，才能使“三公论道化人”（《疏》卷八）。就臣下而言，“当用道化无为，辅佐人主，致君尧舜”（《疏》卷四）。以此为前提，唐玄宗探讨了王道之术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权”与“实”的关系。实即道，也就是原则性。权就是对道的偏离，也就是灵活性。唐玄宗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共用的必要性：“权实两门，道之动用”（《疏》卷六）。“权”对“钝根众生”还是必须应用的。但是，权的运用必须适时，而且只能在不得已时运用（《疏》卷八）。“权”是“先反而后合”，“先逆而后顺”（《疏》卷五），“权必反实”是根本的原则。遵循这个原则还不够，唐玄宗提出：“夫实之于权，犹无之生有，故行权者贵反于实，用有者必资于无。然至道冲寂，离于名称，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两忘权实，双泯有无，数舆无舆，可谓超出矣。”（《疏》卷三）这就是说，行权反实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权实两忘。另一个问题是文与武的关系。唐玄宗提出了“以慈俭之道为本，以武刑之术为末”的观点。因为“文则经纬天地，武则克定祸乱。虽天生五材，废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节制宜。”（《疏》卷四）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地位：“夫文德者，理国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辅助。”（《疏》卷七）如果“专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疏》卷七）。
唐玄宗可谓是把自己的上述思想身体力行于治国实践中的帝王。正因为如此，他的前期取得了“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就。他后期的失败，原因恰恰在于他违背了自己的理论，居功自傲，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大用李林甫、杨国忠等佞臣，追求长生不死。当然，后期的失败并非与前期毫无关系。他在前期的统治中一味强调“慈”、“谦”、“让”，被一些因特殊关系进入统治阶层的人利用，如安禄山等，从而滋生异念，犯上作乱。
山雨欲来风满楼——内丹术的发端
唐代至北宋时期外
丹术的由盛入衰
道教在唐代是国教，有了官方的支持，耗费高昂的外丹烧炼这时也有了大发展的可能。这使得唐代成为外丹烧炼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丹烧炼方面的著作，炼丹家们就外丹烧炼和服食展开了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大批属于原始化学方面的成果。但是，外丹烧炼的科学性太强，其成功与否很快就能得到验证，本不可能实现的服丹不死的虚假目标的错误导向，导致外丹烧炼到达其鼎盛阶段后迅速衰落。
以历史顺序逐一考察这一时期外丹烧炼方面的主要著作，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外丹烧炼的状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金石薄五九数诀》大约是唐高宗时代的一部外丹烧炼方面的专著。
它记载了初唐之前外丹黄白术所用金石药物的名称、产地、形质、特性、品位等有关情况，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所达到的水平。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的卷2至20，陈国符先生考证认为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至武后垂拱二年（686年）。这一部分是外丹术的专业类书，辑录了汉代以来至唐代初期的大量炼丹资料，是研究炼丹术的重要史料。
同一时期成书的还有陈少微所著的《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记载了丹砂提炼水银的数值是14两，与理论数值13．8两相差已经很少，表明这一时期炼丹术在定量方面又有了进步。该书的《证品含元章》记载的“抽汞诀”比以前的低温升炼水银或封闭式的烧炼法都前进了一步。“炼汞诀的原理是，首先使汞与水银化合成硫化汞，再使铅与硫化汞混合加热，于是铅取代了汞而生成硫化铅，汞则升华而定量回收。其中石硫磺用三两的数值，与理论数值2．55两相差不大。外丹烧炼的实质就是为了还丹而处理硫磺、水银、丹砂的关系。东汉末年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中记载了水银与硫化合成硫化汞的事实，东晋葛洪以“丹砂烧之成水银，水银又还成丹砂”概括了这三者之间的分解与合成的关系，南北朝时陶弘景已经懂得用粗末朱砂加热生成汞的原理。但只是到了陈少微的著作中，试验构思才变得精巧，火候掌握才变得严格，而且还揭示了实验前后物质数量“分毫无欠”的定量关系。这些充分说明了陈少微对外丹烧炼术的贡献。
与陈少微大约同时的金陵子著有《龙虎还丹诀》。其中记载了金、银、铅、铁、锡、玉、白石、土等多种物质的比重，虽然不是很准确，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该书还记载了“点丹阳法”。“点丹阳法”是在摸索点铜成银的方法时发现的以砒霜点铜可以生成砷北铜（Cu8As）（药银）的化学现象。用砒霜作点化药，是黄白术在唐代的一个重要进步。该书所记载“炼红铜法”虽然从经济的角度不能推广到大生产上，但也是化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白云仙人灵草歌》的作者有可能是白云子和司马承祯。该书记载了七十二种草木药，说明唐代炼丹家们在炼丹中已经使用了不少草木药。
大约成书于唐肃宗时期（758～760年）的《太清石壁记》，最有价值的是详细叙述了氯化汞的合成法，这是道教炼丹家们对无机合成化学的一个重大贡献。该书制成的药物多用以治病，而且记录了丹药服食的方法、效果、服丹后的中毒现象等。
唐宪宗时梅彪所著的《石药尔雅》对众多经方中药物的名称进行了鉴别、清理，有助于消除药物用名的混乱现象。
托名阴真君所著，成书于唐代中晚期的《阴真君金石五相类》强调只有识别阴阳，同类成质，才能“相类成丹”。这是对外丹烧炼的药性的理论总结。
唐末成书的《通玄秘术》记载了二十七个丹方，这些丹方药味少，剂量小，注意“伏火”去毒，制作简单，多用于疗病健身。
独孤涛在南唐时期（931～958年）写成的《丹方鉴源》按照药物的化合特性分类讲述了230多种药物的产地、性质、反应、用途等。
大约成书于五代的《真元妙道要略》中既有外丹烧炼的内容，大部分内容则是有关内丹修炼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尿类固醇性激素的提炼，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激素类药物。这本书是研究炼丹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是一部自唐肃宗至五代时多人不断辑录而成的一部外丹烧炼手册。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在《太上圣祖金丹秘诀》（见《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所记的“伏火矾法”中就有黑火药的配方。成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年）的《丹房镜源》（见《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录了水法炼铜的方法。《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丹房制炼药材》中的《金二十种论》表明，至迟在唐代中期，人们不仅能炼出二十种以上的药金，而且已经能对它们进行比较细密的技术鉴定。
纵向的考察后，我们横向地分析唐代外丹烧炼的理论及其争鸣。
金丹烧炼家们主张服食丹，视实有的物质性的丹为道的化身，服食后就可以得道，象道一样长生不灭。为此就必须说明这何以可能。比葛洪前进了一步，唐代的金丹家们不再谈“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而是提出了“因物类自然”的自然还丹理论，为外丹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华阳复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注》提出了“天人一贯的命题。天既然与人一致，那服食与天相同的丹当然就可以与天一样不朽。天是由气生成的，所以外丹家们用气来解释烧炼药物。“夫人改常即死，物改色即坏，乃知一物经火运动，阳气般载，不改旧容，与天地同，造化还丹，受气返本也。”（《玉清内书》）能够经过火烧而获得阳气却不改颜色的东西，必定能与天地同久，这样的东西，只有朱砂。朱砂经过“七返九还”的烧炼而不变色，就说明它已经获得了天地本源的元气，这就意味着它能长存不坏不灭。人与物同源同道，一旦服食了它，自然也能够长生不死（参见《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和《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人从金丹那里获得的，就是元气。在具体的操作上，要如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中替魏伯阳表达出来所说的：“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这就是说，修丹要遵循天地生化万物的机理、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如此可保金丹中最充分地含有元气。
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学说是唐代之前人们分析事物的结构和运动变化的理论模式，自然也被引入外丹烧炼中来。例如，曾青是“少阳岁星之精”，属东方木，象为青龙；丹砂是“太阳荧惑之精”，属南方火，象为朱雀；慈石是“太阴辰星之精”，属北方水，象为玄武；矾石是“少阴太白之精”，属西方金，象为白虎；雄黄是“后土镇星之精”，属中央土，象为黄龙（《太清石壁记》，《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这些天地之精投入丹鼎烧炼，也就意味着天地万物重新演化一次，因为丹鼎是“合天、地、人三才五神而造”的，象征着宇宙，“上台为天，开九窍，象五星；中台为人，开十二门，象十二辰；下台为地，开八达，象八风。（《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参《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道藏》洞神部众术类）鼎中一个时辰，即人间一年，炼九九八十一天，就相当于人世间千年，服食了这些有千年之久的金丹，当然可以长生不死了。
为此，外丹烧炼家们非常重视定量把握炼丹中的各个环节和方面。
《周易参同契》把炼丹的定量关系变得更加具体，强调了炼丹必须重视数量关系：“优劣有步骤，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审分殊。有形易忖量，无兆难虑谋。”（《若夫至圣章第35》）如果“端绪无因缘，度量失操守”（《世间多学士章第34》），对数量把握不准，炼丹就会失败。道教的炼丹，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试验活动。葛洪时代的炼丹，药物往往以数十斤、数百斤计，到了唐代，仅以斤、两，甚至分计，定量化的进步反映了炼丹技术日益精密、精确。而且，在炼丹过程中，发现了药物在烧炼前后的总量不变。这在陈少微的《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和金陵子的《龙虎还丹诀》等等丹书中屡有说明。除了物质的计量，时间的计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炼丹中特别重视时间的精确计量。如《灵宝毕法》强调“既有形名，难逃度数”。炼丹术把一年的时间依次划分为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而在一月之中，分为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万分。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如果不是为了炼丹的需要，对时间的划分是不必要划分得这么细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