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森从当时正统的经济科学中接受了功利主义哲学、合理享乐主义、主观比较利害得失、比较痛苦与快乐等等原则。此外，他是完全拒绝李嘉图以后的理论和当时存在的其他流派的。库尔诺的著作他也不知道。
对李嘉图甚至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如果说是收入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问题，那么对戈森来说，则是个人合理地消费有限资源的问题。如果说李嘉图企图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那么戈森所研究的则是一个人在多喝一杯茶或是多吃一个苹果之间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
不能说这类问题在经济科学中是全无意义的。要知道，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说明消费需求的结构和消费者选择商品的规律性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一步。但是戈森认为，整个经济科学都应以此为基础。他建议应将经济学改名为Genusslehre，即关于满足（或快乐）的科学。戈森无视生产的整个社会结构，并从鲁滨逊的故事开始论述，然后把从孤立个体行为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用到实际资产阶级社会的人身上。
戈森提出了两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定理，以说明个人对消费物品的主观心理评价。戈森的第一个定理（也是所谓不说自明的公理）是，得自物品每一追加单位的满足量是不断减少的，在饱和（边际）情况下会等于零。戈森的第二个定理不是那么明显了，但可以看成是合理的假设和分析工具。他说，在消费物品数量有限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满足在这时候可达到最大化，此时对所有物品所感受到的满足（效用）程度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边际和最优情况。
戈森定理以下述条件为前提：消费者的消息非常灵通，知识渊博而且行为合理，所有过程都是平稳顺当和渐进的；物品可以无限分割以及其他很多远不总是符合实际的条件。这些定理排除了任何的社会内容，完全是非历史的，可以说它们对古代奴隶和现代剪息票者同样适用。
戈森定理奠定了近百年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数理经济学家又用大量的公式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理论。
它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值得研究，因为它反映了经济实际的某些特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贝森蒂所著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就有一个篇幅很大的附录，题为《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方法》。效用范畴可以看做是使用价值范畴的发展。如果说使用价值是从技术上理解的，那么效用也应理解为物质的、商品的和其他类似的概念，但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然而，使用价值和效用范畴无疑又具有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加以考察的某些方面。它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特殊意义，正是社会主义应把物品效用合乎规律地看做是生产和消费的极其重要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效用最大化就是公有化经济的重要原则。
对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的效用范畴来说，有两个原则显然是重要的。第一，不以效用代替价值。第二，不是仅仅从主观心理方面来考察效用，而是把它理解为对物品的客观的和社会的评价。诸如效率和质量这样一些对社会主义经济极为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效用有关系的。
如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在效用、使用价值和需求理论方面，我们的任务在于把资产阶级学者著作中科学的因素和有用的分析，同那些对我们不适用的和来自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职能的方面区别开来。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的争论，至少有一百年了。
其间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观点，从“反数学的蒙昧主义”，到断言没有数学便不能有任何的经济科学，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在现代，大概找不到类似极端见解的拥护者了，但是，关于数学在各个不同经济知识领域中的地位、形式和范围，无疑还会是继续争论的对象。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能否运用这一原则解决问题，像所有其他科学问题一样，首先是基于实践的标准，或者简单地说是由于生活本身。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经济的客观需要向经济学提出了数学化的要求。如果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小厂商，那它的领导者只须具备实际的机敏就够了。但是，管理现代化大企业的生产、销售和财务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没有科学便寸步难行，而且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控制论，即研究经济体系中的联系、管理和监督的一门数学。直接的经济需要促进了解决一定阶段经济任务的新数学方法的出现。选择最优化和最合理的生产、投资和物资供应方案，是一项基本的经济任务。要以经济数学方法科学地解决这些任务，就必须利用现代化电子计算技术。似乎已经形成了三个系统：经济学——数学——计算机。
后者在提高效益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经营管理中运用经济数学方法，早已超出了个别企业的范围，甚至也超出了巨大的生产——金融综合体（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康采恩）的范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需要促使资产阶级学者制定规范整个经济的数学模式（宏观模式）。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从事制定这种模式和研究的学者中，我们所遇到的正是那些近十年来最著名的西方经济学者。他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一般经济学方法论；另一方面，广泛运用数学，从最简单的符号和代数到现代最复杂的方法。这些著作通常都带有数学的性质，充满统计模式或以统计模式为前提。
数学方法在预测国民经济发展上有重要意义。预测的喧嚷在资本主义现今形势下甚嚣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现象。现在又转向利用数学方法和模式来编制国民经济纲领以及国家监督其实施的方案。发展中国家对科学的计划和管理方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对这些国家来说提高增长速度和最优比例产量具有现实重要性。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数学模式及方法的领导方法，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苏联学者非常注意研究西方专家们的那些经济数学著作，这些著作包含着有关国民经济过程的具体知识；它们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高经济综合体的管理水平，提高合理地组织生产、物资供应和销售的水平。
在经济数学方法上，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它能否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以为政治经济学是旨在揭示一定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规律。数学是一种认识方法和武器，类似于逻辑、抽象法和实验法。它本身是中性的，就像电子计算机是中性的一样。经济总应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它制约着质的分析，而质的分析是先于数学方法的各种运用的，后者表示了分析的条件和限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利用数学，而利用数学则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适宜的和合理的。
应该记住，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理论中运用数学是可能的与合理的。马克思理论的许多数量法则都是借助于代数公式表述的，其中首先就是正比与反比。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1873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认为通过数学方式来加工关于经济周期的经过检验的统计资料，“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是可能的。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它运动的规律。
数学在各种知识领域的普及，控制论和情报系统方法的发展，必然对经济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