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和赞扬会以不同的方式落到人们身上。弗朗索瓦·魁奈是个医生，也是个天生的实验家，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已年近花甲，他的晚年是在密友、学生和追随者中间度过的。“会当老人，这是一门艺术，掌握这门艺术的人并不太多”，拉罗弗戈的这句话对魁奈来说是适用的。魁奈的一个熟人说过，这位80岁的老人长着30岁人的头脑。
魁奈是18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重农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这个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代表。
启蒙时代
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等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在18世纪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中，魁奈和杜尔哥占有光荣的地位。启蒙学者希望封建主义的残迹在阳光（自由的人类理性）的照耀下渐趋消失。这种希望不是偶然的，一切都受到了革命风浪的冲击，而年轻一代的启蒙学者，其中包括活到这时的重农学者，都怀着惊惧的神情急忙避开由群众的怒涛掀起的狂澜。
18世纪中叶，当魁奈开始自己的科学活动时，法国的经济状况同该世纪初布阿吉尔贝尔著述时没有太大区别。法国照旧是个农业国家，农民的状况在半个世纪中大概没有什么改善。同布阿吉尔贝尔一样，魁奈开始经济著述时也是从描述法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人手的。
然而，半个世纪中毕竟还是有了某些变化，特别是在法国北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产生并逐渐发展了起来，他们或有自己的土地，或是向地主租借。魁奈把农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而这种进步——魁奈正确地认为——是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的基础。
毫无意义而且耗资巨大的战争把法国搞得疲惫不堪，战争使它丧失了几乎全部海外的领地，这意味着也丧失了有利可图的贸易。
它在欧洲的地位削弱了。工业首先是为朝廷和上等阶级的挥霍浪费效劳的，农民则多半用家庭手工业产品勉强应对日常生活。约翰·罗体系的大破产妨碍了信贷和银行业的发展。在反映了18世纪中叶法国社会思想的许多人的头脑里，农业显得是个安全而天然的最后的避难所。
全国都迷恋于农业，但各自的方式不尽相同。朝廷中谈论农业成了一种时髦，在凡尔赛还建立了摆样子的农场，一些省份出现了农艺协作社，试图实行“英国式的”即生产率更高的经营方法，还出版了一些农业著作。
在这些条件下，魁奈的思想很快得到了反响，尽管他对农业的兴趣是另一种情况。根据农业是唯一生产性经济领域的学说，魁奈和他的学派制定了带有反封建特点的经济改革纲领，后来杜尔哥试图实现这些纲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革命。
实际上，魁奈及其追随者的革命精神比以狄德罗为首的启蒙学者的核心人物的革命精神要差得多，这还不是说启蒙学者中的左翼，从这一翼产生出了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如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道克维尔所说，他们是一些“温顺和守法的人，这些人思想丰富，身居要职，精明能干”。甚至魁奈最亲密的战友，非常热情的米拉波也很懂得当时流行的一句俏皮话：在法国辩才的高超就在于什么都说，但又不会被送进巴士底狱。不错，米拉波终究还是被拘押了一些日子，但有影响的魁奈很快又把他从狱中营救了出来，短时间的监禁只是提高了他的名望，从这以后他就变得更小心谨慎了。
不过，重农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却完全是革命性的，是对“旧秩序”的破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比如，就所起的作用来说，杜尔哥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者之一”。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医生三十多岁的宠姬是不多的，她已失去了轻浮好色君主的欢心，但她一直掌管着国王的内宫，始终据有权力。魁奈医生就同法国的这两个最有权力的人在一起，他是侯爵夫人的私人医生，又是路易十五的御医之一。他有点驼背，衣着朴素，总是那么平和，有时还爱开个玩笑。他知道国家的和隐私的许多秘密，但他善于保持沉默，这种性格的价值并不亚于他的专业技能。
国王喜欢喝波尔多酒，但在魁奈的要求下不得已戒掉了。魁奈认为这种酒饮用过量会伤害到国王的肠胃。可是晚饭时国王会常饮不少香槟，有时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地离开侯爵夫人的内室。
遇到国王喝得昏昏沉沉难以走动时，魁奈总要趋前搀扶，他一面用简单的方法减轻国王的症状，一面好言安抚担惊受怕的侯爵夫人。她担心国王死在她的床上怎么办，要是那样，第二天她就会被控告犯了杀人罪。魁奈认真地说不会有这种危险的，国王只有40岁，如果已是60岁的人，那他就不能为国王的生命担保了。富有经验而聪明的医生三言两语就让夫人明白了。
在为病人治疗上，魁奈喜欢简单而自然的方法，他的社会经济思想完全符合这一特点。重农主义一词，意即把握自然界（它是由希腊字“自然界”和“掌握”组成的）。
路易十五很器重魁奈，称他为“我的思想家”。国王封魁奈为贵族，并亲自为他挑选徽章。1758年国王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台手工印刷机，让他印刷重农主义的练习题——第一份《经济表》，也就是后来使他扬名天下的那部作品。但魁奈并不喜欢国王，而且从内心里认为他是个危险的渺小人物。国王完全不像是重农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君主：国家法律的贤明而有教养的维护者。渐渐地，魁奈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想对皇太子——路易十五的儿子、王位继承人施加影响。皇太子死后，他又想对新太子、国王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施加影响。
魁奈1 694年生于离凡尔赛不远的一户农民家庭（兼作小生意），他在全家13个孩子中排行第8，11岁时还不识字，后来一位好心人教过他。他还做过乡村牧师的学生，又在邻近城镇上过小学。所有这些都是在担负繁重农活和家务的情况下进行的。魁奈13岁时父亲去世。少年魁奈酷爱读书，求知欲强烈。有一次他黎明离家，到巴黎买了需要的书之后又步行国家，来回跑了二十多公里。
魁奈17岁时决心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带着随身用品来到一位地方医生门下。他在那里学到的主要东西就是放血术。放血术是当时流行的治疗方法，不管教得多么蹩脚，但魁奈学得却是十分勤奋刻苦。1711～1717年魁奈住在巴黎，一面在医院实习，一面跟一位雕刻师傅学艺。23岁时魁奈已能自立，他同巴黎一位杂货店主的女儿（带了好嫁妆）结婚；同年他取得了外科医生证书，在离巴黎不远的曼特城开业。他在这里行医17年，凭着他的勤劳、手艺和能力，成了远近最有声望的医生。他会接生（魁奈特别以此闻名）、放血、拔牙和做在当时来看相当复杂的手术。地方上的一些显贵渐渐地也来找他看病，他同巴黎的名医有了交往，还出版了几本医学著作。
1734年，魁奈（带着两个孩子的鳏夫）离开曼特城，应维列鲁瓦公爵的邀请做了他的家庭医生。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曾花费了很多精力领导外科医生进行反对官方医学会的斗争。问题在于，按照旧章程，外科医生要同理发师联合在一个手工业行会中。外科医生从事手术以外的治疗是被禁止的。魁奈成了“外科医生协会”的首领，他领导该协会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魁奈发表了他主要的自然科学著作，也可以算是医学哲学著作，其中阐述了医学上的主要问题：理论和医疗实践的关系，医疗道德问题，等等。
魁奈一生最重大的事件是1749年来到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身边，是这位夫人把他从公爵那里要来的。魁奈住进了凡尔赛宫中的阁楼。此时他已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了。
行医是魁奈的主要职业。他从医疗行业转向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人类有机体和社会，以及血液循环、人体新陈代谢和社会中的产品流通，这种生理学上的相似性引起了魁奈的思考。
魁奈在凡尔赛宫住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去世前半年不能不搬出为止。此时路易十五已死，新君主把旧朝廷的遗老都从宫中赶了出去。魁奈的新居只有一个大房间，低矮阴暗，外加两间漆黑的储藏室。然而，它很快就又成了“文艺共和国”那一大群人喜欢聚会的地点之一。他们是18世纪50年代初团结在《百科全书》周围的学者、哲学家和作家。实际上，魁奈在此之前一直不仅在印刷物中，而且在向到他在王宫中的阁楼来聚会的朋友们中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他那里经常有学生和志同道合者，也有持不同意见者。马芒特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在魁奈的阁楼中聚会的生动描述，他写道：“尽管魁奈的楼下进行着热烈而激烈的讨论，魁奈却平静地进行农业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计算，对宫廷中的变动漠不关心，好像他远离宫廷千里之外。他们在楼下讨论战争与和平，议论将军的任用和大臣的任免，我们则在楼上议论农业和纯产品问题，有时在聚餐时交谈，参加者有狄德罗、达兰贝尔、杜克洛、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布冯等人。庞巴多尔夫人则因为不能使这伙哲学家下来参加她的沙龙，她就自己上楼看望他们，在餐桌旁同他们交谈。”
按达兰贝尔的说法，魁奈是“一位宫廷哲学家，他生活孤独而勤于写作，他不了解国家的语言，也不想研究它，因为他同自己的民众很少联系。他又是一个有教养、十分公正和超脱一切的法官，结果他只能听到和看到自己跟前的那一点情况……”。
后来在魁奈周围形成他的宗派时，他们的聚会具有了另一种性质：来的人主要是他的学生和信徒，或是介绍给他的那些人。
1766年魁奈和亚当·斯密在这里谈了好几个晚上。
重农学派当时被称为宗派，宗派一词在这里并无其他含义，仅指魁奈追随者们之间紧密的思想联系。亚当·斯密对魁奈是十分尊重的，他在《国富论》中就称他们为宗派。
魁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同时代人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把他塑造得像一个狡猾的贤人，说他傻头傻脑的面孔多少减弱了内心的睿智。人们还把他同苏格拉底相比，据说他爱讲寓意深刻和难懂的话。他生活很简朴，也没有什么嗜好。他外表平常，新来他的“阁楼俱乐部”的人难于一下子认出这里的主人和主席究竟是谁。米拉波侯爵在顺便谈及魁奈时，曾引用一位宫内官员谈到魁奈的趣事时所说的话是这样的：魁奈“本事大得像魔鬼，狡猾得像猴子”。从1767年魁奈的那张画像上可以看出，一张并不好看的平民百姓的面孔，带着几分讽刺的笑意，还有那双智慧的富有洞察力的目光。
魁奈利用他对侯爵夫人和国王本人的影响来为他现在所热心的事业服务，他（同杜尔哥一起）几次说服当权者为出版自己人的著作提供方便。他为列默尔斯谋得了一个高位，企图进行第一批重农主义试验。1764年庞巴多尔夫人去世，使经济学家们在宫廷中的地位有所削弱，但魁奈仍是国王的御医，国王待他像过去一样好。
新科学
农民耕犁锄耙而得到收成，他们留足种子和口粮，卖掉一部分以便从城镇换回必需的商品，结果他们手上还有一些剩余。怎样看待这一历史事实呢？正是这一类事实促使魁奈医生提出了一些新奇的思想。
魁奈很了解这些剩余收成的去处：农民以货币或实物奉献给领主、国王和教会。他甚至还估定了这三部分人各自所占的比例：领主占七分之四，国王占七分之二，教会占七分之一。出现了两个问题：（1）这三部分人根据什么权利以课税的形式拿走农人的收成或收入的相当大部分？（2）这些剩余从何而来？
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关于国王和教会，没有什么好说的，也许是上帝的安排。至于领主，他提出了经济上的理由：他们的地租可以被看做是“土地垫支”，即资本投资的合法利息，似乎这种投资是为了使土地适于耕作。很难说魁奈真的相信如此，他任何时候都不代表没有领主的农业。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更是与众不同，土地和自然界提供了这种剩余。他以同样自然的方式对待了谁占有土地的问题。
魁奈把扣除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的剩余农业品叫做纯产品，而且分析了它的生产、分配和流通。重农主义者所说的纯产品是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最接近的形式。尽管他们把纯产品片面地归结为地租，而且认为是土地的自然肥力的产物。不过，他们的巨大功绩在于，“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为什么魁奈和重农主义者仅仅在农业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呢？因为在农业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过程最为明显，而在工业中考察这一过程就困难多了。问题的实质在于，工人在每单位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比他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要多，而工人所生产的却完全不是他所消费的商品。他也许一辈子生产螺丝钉，可他要吃面包，有时还要吃肉，而完全有可能还要喝酒。为了划分出剩余价值，就应当了解怎样“通分”螺帽和螺母、面包和酒，即具有价值概念。魁奈还没有这样的概念，而且对它也完全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