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贯穿于其中的一条红线是，这样的社会得以存在甚至繁荣，只是因为充满着无穷的罪恶和犯罪；只是因为成百万人“不能不手执镰刀和铁锹从事劳动，去干各种各样其他繁重的工作；这些不幸的人天天累得筋疲力尽，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这样干，只是因为富人爱好舒适和阔绰，挥金如土，追求时髦和虚荣。贪财而多事的法官、招摇撞骗的医生、懒惰又无知的神甫、好打仗的将军甚至罪犯——所有这些同健康思想相抵触的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显得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激发了人们热爱劳动、从事发明和经营的精神。
总之，在这个社会中，“奢侈使成百万人有事可干，而令人可恶的高傲也会如此；虚荣心和妒忌心使人勤劳，而其结果却是在吃、穿、用上的反复无常。这是一个奇怪而可笑的罪恶，它是贸易的最主要动力”。（想一下美国汽车公司的例子吧。它年年更换汽车的式样，技术上完全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迎合购买者的虚荣心，以便按理想的价格增加销售额。这些公司的领导者会完全同意孟德维尔的说法，即企业的繁荣有赖于人们的“反复无常”和其他弱点，而且这些弱点还受到精心的培植。）但是，蜜蜂对其蜂房中罪恶的统治十分不满，尤必特尔（古罗马最高的神）听厌了这些抱怨，把所有的罪恶都赶跑了，使蜜蜂变成了都富有德行。于是节俭代替了浪费和奢侈，缩减了超出单纯自然需求范围之外的一切需求，清算了寄生哲学。由于摆脱了沙文主义和侵略倾向，它们“不再支持在国外维持庞大的军队，嘲笑在海外耀武扬威的可笑行径”。一句话，人类社会生活中合理和健康的原则得胜了。但是，糟糕透了！正是这些原则使社会陷入了崩溃和灭亡的境地。孟德维尔是这样描绘这个社会的：在这个社会中，商业被诚实所摧毁。
消灭了奢侈，打掉了气焰，事情却不如想像得那样简单。
要知道，
挥霍浪费者固然被打倒，但金钱的损失却没有考虑到：所有的穷人哪里去？
谁来出卖自己的辛劳？
答案只有一个：出卖和工作机会全丢掉！
一切建设都中断，无人向手工业者订货，画家、木工和石匠，全都失去丁工作，失去了生活资料。
换句话说，经济危机开始了：失业增加，商品堆在仓库里，价格和收入下降，生产缩减了。要繁荣，就需要寄生虫、百万富翁、高利贷者和骗子。而那些公认的美德，比如热爱和平、诚实正直、节俭储蓄和节制适度，却会导致经济的大灾难。
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孟德维尔以离奇和反常的形式所发挥的思想显得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关于所有的阶级和阶层（地主、神甫、官吏等等）都有生产性和经济必要性的思想。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用了一小节来考察这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谈到了孟德维尔的作风。
关于储蓄、节俭是有害的思想，关于非生产性支出和任何浪费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思想，似乎只有它们才能创造需求和就业。这些思想在凯恩斯时代得到复活并被抬到了规律的高度。凯恩斯把孟德维尔（和马尔萨斯）看做是自己的先驱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愿承认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任何弊端，所以把孟德维尔看做是一个招摇撞骗者和诡辩家，谁也没有想到要对节俭（亚当·斯密视之为公民第一美德）加以谴责。只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才使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走上孟德维尔的道路：如果人们追求节俭，这就意味着不再购买商品，亦即意味着“有效需求”下降；应当迫使人们花钱，不管用什么方式，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古典学派的形成据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初课程，是亚当·斯密的学生和朋友杜格尔德·斯图亚特1801年在爱丁堡大学最早开设的。只是在19世纪才逐渐出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教授，尽管此后对这门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时常并不是教授。在17和18世纪创造了这门新科学的杰出人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些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特有的对当时来说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般理论体系中研究了经济问题。其中最杰出者有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在一定意义上还有亚当·斯密本人；有法国的爱尔维修、孔狄亚克；有意大利的贝卡里亚。
第二类是一些商人和实践家，他们从狭隘的商业实务转向国家事务，并试图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思考。例如英国的托马斯·孟、约翰·罗、达德利·诺思、理查德·康替龙；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杜尔哥、戈尔内，他们形成了这个国家特有的一支法官官员队伍。
第三类是各种文化人，他们的职业各异，出身不同。马克思说过，对理论经济学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中有一批医生，如威廉·配第、尼古拉·巴尔本、贝尔纳德·孟德维尔、弗朗索瓦·魁奈。
这是可以理解的，医学曾是唯一的自然科学专业，它吸引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出现了一批宗教界人士，如法国和意大利的神甫（其中包括富有独创精神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加利阿尼），英国牧师（塔克尔、马尔萨斯）。
不能不预先申明，这种划分完全是相对的，因而不能用它来判定思想的发展，但它有助于搞清楚经济科学复杂的形成过程。
经济著述的主要动因，像从前一样，还是实践性的，即论证或者批评一定的经济政策。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杜尔哥和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很不同于17和18世纪初期重商主义者的小册子，这些著作最早试图系统地从理论上阐明政治经济学原理。
此外，对“实践的动因”也要进行分析。在有些人那里它表现为直接捍卫本阶级或自身的自私利益；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表现为对社会现象科学认识的深化过程，它是曲折和间接地反映某个阶级利益的。不消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人们创造的是后者，比如亚当·斯密既非商人也非产业家，不可能从他在《国富论》中鼓吹的自由贸易政策中为自己捞到好处。另外，他的生涯中令人费解的一段经历就是在其大作《国富论》问世之后，他得到了海关上的一个肥缺，而这个机关所体现的制度正是他所反对的。
孟德维尔以其极为鲜明的反论，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形成史上独树一帜。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先是跟洛克和诺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配第的直接继承者。
17世纪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认识论创始人之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在经济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于1691年发表了《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书。同时，洛克的哲学总体来说为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期的全部英国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洛克在社会科学中发展了自然权利思想，这一思想可与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机械唯物论相提并论。这些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因为它把客观规律性的原理引进了社会现象领域。甚至在剩余价值的理解上，洛克从自然权利的立场出发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写道，人们自然地只应拥有他能以自己的劳动耕种的土地以及个人消费所必需的其他财富（其中显然包括货币）。但是，财富分配上人为的不平等，使一部分人占有过多的土地和货币；他们把土地出租，把货币贷出。他实际上把地租和利息看做是两种剥削收入。
达德利·诺思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作为贵族之家的一个年幼后生，他在青少年时就显得学无前途，于是被送到列文特公司经商。
他在土耳其居留多年，四十岁时成了富翁，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异乡人”。
诺思表现出土耳其帝国精兵的派头，是在1683年查理二世托利党反动时期，他成为伦敦金融界中的贵人（高级警官头衔）的时候。
他为国王效劳，给辉格党造成了不少损失，因而博得了骑士头衔，成了达德利爵士。此后他曾任职于好几个重要岗位，但是1688～1689年革命中断了他进一步飞黄腾达的前程。
达德利爵士在学识方面也许不及洛克的十分之一，但他在提出鲜明而大胆的经济思想方面却显示了突出的才能。他的那本篇幅不大的《贸易论》是17世纪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本书与洛克的那本著作写于同一时期，研究的问题也一样。
诺思在发展政治经济学基本的科学方法（逻辑的抽象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分析总是极为复杂和具有多方面联系的经济现象，应当在“纯粹形态”上（即抛开一切非本质的联系和特点）研究它。
在对资本的理解上，诺思走出了第一步。他正确地只把带来利息的货币资本（而不是货币本身）看做是资本。他指出借贷利息并不取决于一国的货币量（重商主义者，甚至洛克都是这样看的），而决定于货币资本的积累同对它的需求之问的比例。这就为古典派的利息论奠定了基础，从中进一步产生并说明了利润范畴。
诺思促进了货币理论的发展。
不过，最主要的也许是诺思对重商主义所作的严厉的原则性批判，是他坚决主张“自然的自由”。他为反对强制调节利息所提出的异议（跟随配第和洛克之后）成了这一主张的理由。他在反对重商主义上比配第和洛克都走得更远，在这方面他是亚当·斯密最直接的先驱者之一。
洛克和诺思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没有比配第更前进一步，但在17和18世纪的许多著作中，这一理论逐渐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从而为斯密创立理论打下了基础。社会分工的增进，新生产部门的出现，商品交换的扩大，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这个概念：人们实际上是用人类劳动的凝结物在互相交换。因此，交换关系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应当由耗费在每个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来决定。下述的认识也提高了：土地和生产工具无条件地参加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创造，但它们同价值的创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