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青袍毡笠，跃马弯弓，挥军攻下北京外城。同一天，崇祯走到他生命最后一天，吊死煤山一棵歪脖树下。殉身的，只有一个小太监，王承恩。
一个王朝，就这样凄凉地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崇祯，历史学家大多公认，此人非亡国之君，亡国实自万历始。清史家的说法，很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即明在崇祯登基时已“大势已去，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值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矣。”
其实，只要我们详细翻翻史书就会发现，明朝灭亡，崇祯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最大缺点是刚愎自用，虚荣心强。其初一继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魏忠贤集团，赢得极大声誉，也使他自负心理走向极端。极端的自以为是、好面子，使他处事乖方，错过几次国事转机机会，最终国破家亡身死，留下千古遗恨。
首先，错斩袁崇焕。崇祯一朝，能抵御清军并最终稳定辽东局势的，唯崇焕一人。崇祯冤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一般人说到这，都认为崇祯中了反间计，干下蠢事。这实在是只见其表，未见其里。反间计能哄人一时，很难蒙骗一年，而崇焕是下狱一年后被杀。这段时间，崇祯有足够时间去思索：千军万马中，两个太监何以能全身逃归？如此机密，清军怎能唱山歌一样到处宣传？而他最终还是杀害了袁崇焕，原因无他，就是不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他杀害袁崇焕态度越坚决，手段越残酷，越说明他心虚，想极力掩盖什么。
这样做的后果，酿下一个千古奇冤，丧失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统帅，也丧失了军心。这以后，军队大批投降后金，理由很充足，“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其次，松山之战遥控指挥的失误。松山之战，是明清最后的博弈。明军动用精锐13万，马几万匹；清军也调军十几万。明统帅洪承畴采用“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其“自困”，而后鼓而歼之。此法在明屡败之后用之，符合情理，也十分见效。据说，当时急得皇太极鼻血直喷。在这时，崇祯帮了皇太极的忙，严旨催促洪承畴督兵与清展开集团作战。这是弃长用短，孤注一掷。结果，明军惨败，十几万人眨眼间土崩瓦解。洪承畴被俘，投降清军。
再次，拒绝与清军议和。清人前身是后金，后金前身是女真，女真是曾向明朝进贡的下属。但那是老皇历了，可崇祯偏要翻老皇历，就是不肯承认清为敌国，不肯着眼实际，不肯降低身分与之谈判。当时的情形是明眼人都能看清，明已无力两面作战。最好的方法就是议和，腾出手来，稳定内部。
到了崇祯后期，明廷实在无力两面作战，崇祯被逼同意兵部尚书陈新甲的秘密建议，答应同清私下议和。但消息一旦走漏，他马上以陈新甲为替罪羊，一杀了之。“一寸山河一寸金”整日挂在嘴边，至死不谈议和之事。
最后，拒绝迁都。当大顺军日益逼近京师时，迁都不失为一个办法。迁都南京，其利有三：一则让大顺政权占领北京，来收拾中原这个烂摊子；再则，让大顺政权与清军对峙，自己在江南坐山观虎斗；三则可以学学乃祖朱元璋，在南京蓄积力量，然后兴师北伐。可崇祯抱着“国君死社稷”一条，就是不迁。待大顺军一围城，滚烫泼老鼠，没一个漏网。
崇祯临死前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而大臣皆亡国之臣。”对此，清人赵宗复在《李自成叛乱史略》中就给予驳斥道：“然有是君乃有其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话，说的一针见血。做为一国之君，一个单位一把手，事情办砸，不想承担责任，诿过下属，这是欺人呢，欺史呢，抑或自欺呢？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