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法与疾病分类
佛医学把疾病分为404种101类，并把它们分为‘心病”和“身病”两大部分。“心病”是指内心的贪执、恐怖、忧愁、憎恨、愚痴等诸多烦恼，可以说佛教主要着眼于众生的心病一一无名烦恼的根治。佛经认为，众生所造的恶业错综复杂，所以心病的种类无量无边。《教乘法数》记载，众生的烦恼可归纳于八万四千种，即“八万四千尘劳”，它仃：可以浓缩为“贪、嗔、痴”三种烦恼。因此释迦以医治众生心病为己任。
（详见《心理健康篇》）
“身病。’是指身体、肌肉、骨骼、神经、五脏六脏等生理上的不适，即所谓“四大五脏病象”。佛教“医方明”主要是针对身病的治疗技艺。《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示菩萨十大行愿中“恒顺众生”愿，就包括“于诸病苦，为做良医”。药师佛、药王、药上菩萨、龙树菩萨等都以善施医药、治疗身病而称著。
佛医学对疾病的分类与现代医学模式相吻合。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一个人是身心统一体，人的健康应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概念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身体的缺陷和疾病，而且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佛教从根（生理）、尘（社会环境）、识（心理）三缘和合的整体角度考察人的存在，认为它们互不相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心起烦恼，恶业，不仅仅是“心病”的具体体现，而且还可导致生理失调而致“身病”。
三、疾病的佛法对治
佛教在拯救众生诸苦的基本理论中，向众生提供了医治众生“心病”和“身病”的技艺，不仅其全部佛法的教理体系可以作为广义和深义的身心对治方法，而且还以佛教医学善治施医。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佛教的八正道、三学、六度等修持之道，都是行之有效的身心疗法。它们对指导人生正确的心理观和生活态度，保持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对心理疾病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对策，如《教乘法数》认为，有“八万四千尘劳”就有：“八万四千种对治门（方法）”。《大乘义章》则提出了六种对治方法——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空观等，其具体方法与现代身心疗法相似。
佛教还认为，心灵的力量可以产生治病效果，并运用修定之法，使心理专注在身体的某具体部位，以放宽心胸、平息机体疾病，从而起到治疗身心疾病的作用，这与气功理论也不无相似之处。
佛教还强调修心，采用神秘的、内省似的证悟，从日常生活做起，礼拜、忏悔、唱诵、打坐、看护病人等，都具有防治疾病的功效。
（一）礼拜
这是佛教徒的修持方法之一。磕头礼拜时，屈伸肢体的全身运动，加上神情专注，动作徐缓，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心情，还可舒筋活血。礼拜时心意虔诚，意作观想，“观能礼所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些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疾病防治。
（二）忏悔
人们的身心疾病往往是内心潜意识中的不良积淀所致，尤其是当人们违背了某些社会公德、背弃了道德行为准则时，其心理负担十分沉重。忏悔则想象面临佛菩萨圣众诸天，至诚悔过，使一切精神负担在忏悔后变得轻松。诚如（（观普贤行法经》所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必定有利于身心疾病的治疗。
（三）唱诵
佛教徒唱诵时，万念俱弃，虔诚敬心，并配单调的节奏，如钟磬、木鱼、鼓等乐器的和鸣，在庄严的佛堂氛围中，可产生现代心理疗法（如松弛疗法、催眠疗法）相同的效果。日本身心医学家池见酉次郎在《自我分析》一书中说：“如果大声反复地朗诵祈祷的文句和佛经等，可以将长久积郁于心而即刻就要爆发的怒火、怨气以及其他激烈的情绪和感情，以平安的方式发散出来，起到净化心灵的巨大作用。”
《摩诃止观》还提出，治病要对症下药才能很快治愈；同时必须正确地诊断病情和病因，精确地辨别各种疾病的症状，这样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治疗身体和五脏失调的疾病时，佛教还有许多对治方法，如药石、针灸、天然食物、运动和养生（如瑜伽术、太极拳、武术等）、按摩和痛捏法、修定功、修观想等等。这些治疗原则和方法，与中医理论相比有许多相仿之处。
佛教还特别重视病人的康复，提倡护理好病人。《四分律》记载，佛陀曾亲自为久病的比丘洗涤污秽、躬身按摩、说法劝勉，使之得到极大的安慰，因此，佛陀说：“若欲供养我者，应先供养病人。”这虽然是佛教慈悲心的具体显现，但在客观上使病人心理舒坦，精神受到安慰，有利于其疾病康复和积极配合治疗。
四、佛门医家的医学活动
佛门医家中有些医术高明者，竟以名医称著，成为我国古代医疗队伍中的一支力量。
西晋高僧于法开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门医家，他著有《议论备豫方》一卷。东晋的支法存著有（（申苏方》五卷。南北朝惠义著有《寒食解杂论》七卷。昙鸾著《调气治疗法》一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道洪、莫满等均有著述。以上著作虽已亡佚，但对指导当时僧医的行医实践，为人们治病疗疾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历代佛门医家中，也有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者。如唐代高僧鉴真，历经磨难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副实的错误。日本首任掌管医药的官员曾随鉴真学习药物学，据报道，有部分鉴真的医方现已在日本发现，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组成部分。鉴真被日本药学界推奉为祖师，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草药袋上还有鉴真的肖像。当然，别国的佛门医家也从各地来到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医学得到交流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历代寺院因医而得名的为数不少，如浙江的竹林寺，即以有佛门医家善疗妇科疾病而名传遐迩，此寺所传妇科专著版本有数十种，至清末竹林寺妇科已绵延107世。陕西西安近郊的法门寺附近立有一方医碑，上刻63首妇科疾病药方，“远近知者，对症服药，无不应手而愈”。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艺术，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其中“药王洞”就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如今已被整理出了118首医方。
历代佛门医家对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有的便得到皇帝赏赐。如宋代庐山僧人法坚，“医术闻名天下”，曾获得宋太宗赵匡胤召见，赐给紫云袍，是称“广济大师”。元代佛门名医拳衡和尚，因皇后有病献药有功，被赐予“忠顺药师”，封五省采药使。另一位普映和尚也因精于医道，在元武帝时被封为太医，在朝达12年之久。
五、敦煌佛教医学
敦煌莫高窟以浩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其中敦煌医学也引人注目，它不仅成为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而且也丰富了中医文化，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医学散见于敦煌文献、壁画和其他文物中，甘肃中医学院自1983年开始，多方搜集整理出了关于敦煌中医药方面的资料共88卷，约20多万字。1990年该院集中研究，又经3年努力，终于编撰出了120万字的《敦煌中医药全书》，该书收集古医药方1024首，并对敦煌中医药文献，按医理、针灸、诊法、本草、医方、古藏医药、道医、佛教医学、医事杂论等9个部分归类校勘、集注。
敦煌医学中，确实不乏佛教医学内容。最早诊疗疾病的壁画出现在绘于北周296窟北顶东端《福田经变》中，它描绘了“施医药”的生动场面：两位家属扶着半躺的患者，医生在一旁精心诊脉，身后有—人正在用药臼捣药。148窟有佛口拔牙的壁画。257窟西壁《鹿王本生故事》中绘有治疗恶疮的场面，还有愚疾患者求观音得救的场面。
西魏285窟西壁南北佛龛上，画着14个菩萨禅定和练功的画像，其中南龛7个菩萨坐禅图像类似“内功”、“静功”；北龛7个菩萨则模仿某些动物姿势，仿佛练武功一般。272窟有一幅40人规模的练功连续动作图像，所有菩萨的手势、动作、眼神、体态形象逼真。北魏260窟的一幅“剃度图”更形象地再现和尚剃度的情景。一个和尚坐在大盆内洗澡；另一个和尚将头伸在水盆内洗头；还有一个赤裸上身，脖子上围着围巾，蹲在｝也上左手拿着漱口杯，杯内放有柳枝做的牙刷，右手把二指伸进口内撒盐揩齿。据考证，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关于口腔卫生的绘画。
综观敦煌医学中的佛教医学，它包括了医理、医术、心理、气功健身、卫生保健等多方面。在7个石窟570多个洞窟近6万平方米的壁画中，包含着不少佛教医学成就。
在许多寺院里都供奉有药师佛，全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大医王，他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据说，药师佛曾立下12条誓愿，以救度众生，其中有几条就与人们的心理保健相关，如“所求满足”——使众生自由自在，纵横自如；“安立正见”——众生的一切烦恼都能解脱，可以获得正确的见解；“苦恼解脱”——能解脱一切痛苦和烦恼。
药师佛还有两个化身。一是药树王，专医人的肌体疾病（即生理疾病）；一是如意珠王，专治人的精神疾病（即心理疾病）。据《法华经》记载，服了药树珠就能治愈肌体上的病痛；服了如意珠就能使人如意，精神方面的疾病便可治愈，从而使人心旷神怡，身心安乐，健康常乐。可以说，药师佛既是大医生药王，又是出色的心理学家，是众生健康的保护神。
佛教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心理学特点，它关心人类心理状况，关心人类的各种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对人类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贡献，它的所有教义都是对人生的价值、意义作出自己的特定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赋予它们生动活泼的心理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