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暑假快一个月了，我天天躺在家里看书，睡大觉。我是家二里唯一的大学生，父亲他们去苹果园干活的时候，从来不叫我。
天黑透了，他们才回来。二弟一瘸一拐，父亲拉着架子车，车上装了满满四筐苹果，母亲在后面推着。父亲嘴里骂骂咧咧，骂二弟干活毛糙，出工不出力。
二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颠一颠蹦进了屋，大姐说他从树上跳下来时崴了脚。
晚上吃饭，二弟一声不吭，父亲还在骂他：干啥啥不行，做啥啥不中。上学不好好学习，干活也不愿出力，那么多饭都白吃了。其实，二弟才十六岁，父亲总把他当大人使唤。
吃完饭，父亲又骂了二弟几句，然后说让我第二天和他去镇上卖苹果。
第二天早上，我被大姐叫醒，父亲已经把四筐苹果重新用麦秸垫了厚厚的一层。父亲在前面拉，我在旁边推。
十三公里路，跟三十公里似的，平时没觉得远，这会儿却怎么也走不到头。八月的太阳半早二都热得出奇，一会儿我就浑身上下冒火，脚在鞋里和泥一样咕唧咕唧响着。
我感觉快要中暑了。头发昏，四肢无力，我双手紧紧抓着车帮，已经不是我在推车，而是车二产拖着我在走。父亲喘着粗气说：快到了，马上就到了。我看不见父亲的、头，只能看见架子车的拉带斜横在他满弓样的背上，撅起的屁股，黑褐色的两半截瘦腿，还有一对马一样蹬着地的大脚。
终于到了镇上，收购苹果的摊点很多，一个彩条大棚挨一个，绵延出去好几里地。父亲从第一家开始问，接连问了十来家，不是品种不对，就是规格不合要求。
父亲不急不慌地拉着架子车继续挨家问，我拖着腿跟着。父亲问我渴不，要渴了去买根冰糕吃，我问他要不，他说不要，说吃那东西拉肚子。
卖冰糕的老头似乎也晒蔫了，我说了几种在学校常吃的冰淇淋，他懒洋洋地摇头，眼都懒得睁。冰柜里全都是很劣质的冰糕，一根像样的也没有，我只好要了一根五毛钱的绿豆沙。
父亲已经走过去很远，还在极有耐心地～家一家问着，我追上他，让他咬一口。父亲看看冰糕，舔了下嘴唇，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咬了一口，他很夸张地咝咝吸着气：怪凉。
终于有一家肯要我们的苹果，父亲忙问价钱，一听说才四毛五，父亲眼里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又熄灭了。
我看看架子车上拉的四筐苹果，个个颜色鲜艳，光滑水灵，个头也不小。我朝摊主嘟囔了一句：这么好的苹果才给四毛五，你也太黑了吧。
父亲急忙扭过头呵斥我：别插嘴。
我住了嘴不说话，继续啃我的冰糕。父亲腆着脸和摊主磨着，看价格能不能再高点。磨了大概十多分钟，一分钱也没磨上来，父亲弯下腰，把拉带朝肩上一搁：走。
走。所有的摊点都走遍问遍了，只有一家出到四毛七。重新拐回去，父亲不放心似的又问一遍：是四毛七吧？
得到肯定答复后，父亲把苹果一筐一筐轻轻地搬下来。他说：去年都七八毛呢，今年价咋这么低？一个负责验级的小姑娘一边拿箱子准备给我们的苹果分级，一边不耐烦地说：今年是大年，苹果多。父亲咧开嘴，讨好地冲小姑娘笑：我知道，我知道。
看到父亲那样的笑脸，我有点替他难过。六十多岁的人了，讨好一个黄毛丫头，太有失尊严了。
可父亲根本不看我拉长的脸，只顾蹲在小姑娘身边，不停和她套近乎，又把她打出来的苹果一个个拿起来翻来覆去再看看，又小心地递过去，嘿嘿笑笑：这个挺好的，你再验验。
终于，四筐苹果验完了，打下来了整整一筐。过秤一秤，才一百七十三斤。父亲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算钱数，我说：爹，别算了，除去筐，应该是74块2毛6。父亲头也不抬：我再算算，别错了。父亲嘴里念叨着乘法口诀，一下一下在地上划着，一直算了三遍，他才说：对着哩。
父亲把所有的钱数好、叠好，放进裤兜里，又使劲按了按，说：回家。
我饥肠辘辘，跟在拉着空架子车的父亲身后，午后两三点的太阳像下火似的，烫得扎肉。
一路上，父亲一言不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能看着他黝黑的脖子上，一道一道的汗朝下淌，架子车的拉带无精打采地耷拉在他湿漉漉的背上。
我不敢说饿，不敢说热，更不敢说累，我什么都说不出口。
一家人忙了两天，满满四大筐苹果，才卖了不到80块钱，两亩果园也不知道能摘多少个四筐。而我，每年从家里要走的钱却是将近两个八千！
以前，我一直很无知地以为，我们家的苹果树上结的都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