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把“欲出于性,理存乎欲”的辩证理欲观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戴震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新王道思想。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如果统治者真能施仁政于民,就须省刑罚,以与民同乐;薄税敛,以与百姓同欲;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自然国富民强,社稷安宁。
相反,如果只讲刑罚和货利,无休止地残害人民,议过则亟疾苛察,莫之能免;征敛则无遗锱铢,多取者不减,寡取者必增,已废者不举,暂举者不废,则势必导致民困而国亡。
他说:“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民为害,则民亦相欺而无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通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总之,民性之趋恶,民性之趋薄,皆由统治者的欺诈败德一手造成。
“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日:‘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亦大惑矣!”这就是说,本来是反动统治者败坏了道德,破坏了社会秩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反而说人民私欲炽盛,有违天理,这真是“大惑”!
戴震指出: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广大民众因无生养之道而起反抗,正是天理的表现,而反动统治者竟以此为人欲,简直是颠倒黑白。满清统治者扶植理学,其目的正是要颠倒黑白,“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戴震的考据气学对满清统治者利用理学来杀人的反动本质的揭露,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戴震关于“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种十分可贵的科学精神。他把这种精神贯彻于语言文字、科技典籍和具体事物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十七世纪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实际上,他始终是把治经和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他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译《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小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这实际上是要把读经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治经中研究科学,并通过科学研究而促进治经,实事求是而不主一家。据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说,他对天文历算、推步测望、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及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沿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无不悉心探讨,而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尤其精湛。在中国古代,墨家是最早的科学研究者,此后,儒道佛三家皆不乏杰出的科学家。而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杰出的科学家都属于儒家。明清诸儒不仅发展了哲学和人文学科,而且对我国的自然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戴震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戴震年青时就学于江永,不仅得其“音声文字之学”,而且于其推步、钟律及西学全得之。江永从大科学家梅文鼎那里继承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以此影响了戴震。戴震二十岁时就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此后,他相继有《策算》、《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观象授时》、《周礼太史正岁解》、《周礼北极璇玑四游解》、《迎日推策记》、《释天》及《原象》、《续天文略》、《水地记》、《直隶河渠书》、《小西汾阳府志》、《汾阳县志》、《历问》和《古历考》等科学著作问世。其中《原象》、《迎日推策记》、《勾股割圆记》和《续天文略》皆古人所未发,是他的新成果。后来,他被特召入四库馆,主要负责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和方言等方面书籍的校勘和编纂工作,为我国古代科学著作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贡献。
乾嘉汉学又称“实事求是之学”,尤重事实和证据,强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分析以发现其内部固有的规律,进而得出可靠结论。戴震尤其重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科学方法,强调“寻其腠理而析之”,通过精密的分析与综合、演绎和归纳以达神思之贯通,把握事物的规律。他认为,物质宇宙就是二气五行气化生生的产物,万事万物莫不有其特殊的规律。“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分者其进,合者其止;进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动而应求,立至乎博;息者静而自正,言至乎约。博,故与为条理也;约,故与为统会也。为息为生,天地所以成化也。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齐有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科学研究就是要把这些各殊的规律提取出来,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飞潜动植,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医家用药,在辨其气类之殊;不别其性,则能杀人。凡植禾稼卉木,畜鸟兽虫鱼,皆务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只有发现规律,利用规律,才能改造自然,服务人类。
戴震的时代,我国自然科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由传教士们陆续带了进来。从1605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到1752年《黄道总星图》印行的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科学著作的译著出版,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儒。戴震是其中之一,他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注重其实用价值。他认为,我国“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泰西晚出,颇异前规,而分曹测验,具有实证。”“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