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把“欲出于性，理存乎欲”的辩证理欲观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戴震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新王道思想。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如果统治者真能施仁政于民，就须省刑罚，以与民同乐；薄税敛，以与百姓同欲；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自然国富民强，社稷安宁。
相反，如果只讲刑罚和货利，无休止地残害人民，议过则亟疾苛察，莫之能免；征敛则无遗锱铢，多取者不减，寡取者必增，已废者不举，暂举者不废，则势必导致民困而国亡。
他说：“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民为害，则民亦相欺而无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通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总之，民性之趋恶，民性之趋薄，皆由统治者的欺诈败德一手造成。
“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日：‘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亦大惑矣！”这就是说，本来是反动统治者败坏了道德，破坏了社会秩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反而说人民私欲炽盛，有违天理，这真是“大惑”！
戴震指出：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广大民众因无生养之道而起反抗，正是天理的表现，而反动统治者竟以此为人欲，简直是颠倒黑白。满清统治者扶植理学，其目的正是要颠倒黑白，“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戴震的考据气学对满清统治者利用理学来杀人的反动本质的揭露，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戴震关于“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种十分可贵的科学精神。他把这种精神贯彻于语言文字、科技典籍和具体事物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十七世纪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实际上，他始终是把治经和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他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译《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小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这实际上是要把读经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治经中研究科学，并通过科学研究而促进治经，实事求是而不主一家。据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说，他对天文历算、推步测望、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及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沿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无不悉心探讨，而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尤其精湛。在中国古代，墨家是最早的科学研究者，此后，儒道佛三家皆不乏杰出的科学家。而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杰出的科学家都属于儒家。明清诸儒不仅发展了哲学和人文学科，而且对我国的自然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戴震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戴震年青时就学于江永，不仅得其“音声文字之学”，而且于其推步、钟律及西学全得之。江永从大科学家梅文鼎那里继承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以此影响了戴震。戴震二十岁时就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此后，他相继有《策算》、《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观象授时》、《周礼太史正岁解》、《周礼北极璇玑四游解》、《迎日推策记》、《释天》及《原象》、《续天文略》、《水地记》、《直隶河渠书》、《小西汾阳府志》、《汾阳县志》、《历问》和《古历考》等科学著作问世。其中《原象》、《迎日推策记》、《勾股割圆记》和《续天文略》皆古人所未发，是他的新成果。后来，他被特召入四库馆，主要负责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和方言等方面书籍的校勘和编纂工作，为我国古代科学著作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贡献。
乾嘉汉学又称“实事求是之学”，尤重事实和证据，强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分析以发现其内部固有的规律，进而得出可靠结论。戴震尤其重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科学方法，强调“寻其腠理而析之”，通过精密的分析与综合、演绎和归纳以达神思之贯通，把握事物的规律。他认为，物质宇宙就是二气五行气化生生的产物，万事万物莫不有其特殊的规律。“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分者其进，合者其止；进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动而应求，立至乎博；息者静而自正，言至乎约。博，故与为条理也；约，故与为统会也。为息为生，天地所以成化也。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齐有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科学研究就是要把这些各殊的规律提取出来，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飞潜动植，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医家用药，在辨其气类之殊；不别其性，则能杀人。凡植禾稼卉木，畜鸟兽虫鱼，皆务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只有发现规律，利用规律，才能改造自然，服务人类。
戴震的时代，我国自然科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由传教士们陆续带了进来。从1605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到1752年《黄道总星图》印行的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科学著作的译著出版，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儒。戴震是其中之一，他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注重其实用价值。他认为，我国“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泰西晚出，颇异前规，而分曹测验，具有实证。”“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