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之气学
气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历史进入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在心学思潮日益高涨的同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理学体系内部也显露出分化和瓦解的苗头。
被誉为“明初醇儒”的曹端首先对朱熹的理气论发生怀疑。朱熹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曹端反驳说：“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他认为，人须是活人，理须是活理，这才能显示人与理对马与气的主宰作用。他强调理须是自己能动静的。
同样被誉为醇儒和“明初理学之冠”的薛碹不仅继承了曹端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对朱熹“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的理在气先说提出质疑。他说：“窃谓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气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他的看法是，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如太极动而生阳，动前是静，静便是气，岂可说理气而先后也？
罗钦顺则认为，理并不是超然于气上的某种不变的抽象实体，而是作为实体的气本身的条理和规则，本体不是理，而是气。这就完成了从理本论到气本论的过渡。然而，罗钦顺的基本立场还是理学的，他的思想相当保守，“慨然以卫道为己任”，辟心学不遗余力，被后来的学者视为“朱学后劲”。就宋元明清儒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看，罗钦顺正好站在理学和气学的分水岭上，是一位处于理学与气学之间的思想家。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二十九岁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又任南国子司业。刘瑾专权时，因不肯阿附，被削职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历任南京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等职。
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操守谨严。任翰林编修时，闭户读书，谢绝交谒，有执贽求见者悉拒弗纳。刘瑾执政时，有人劝他“宜一面瑾”，他却说：“是举吾生平而尽弃之也。”终被刘谨罢官。嘉靖初，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后以父丧辞官，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每平旦衣冠升学古楼，群从人，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乐声。
罗钦顺一生“独学无朋”，其学术生涯经历了一个从章句到禅学再到理学的过程。大约二十七岁前以“从事章句”为主，为应科举取功名而习八股制艺，此后的十年则潜心于禅学。起初，罗钦顺只知有圣贤之训而已，初不知所谓禅学者何。后来入京任翰林编修，偶逢一老僧，因漫问何由成佛，僧亦漫举禅语说：“佛在庭前柏树子。”他认为此语必有深意，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禅家《证道歌》一编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或莫加焉。
禅学无疑极大地启发了罗钦顺，而且起到了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的作用。然而，理学家独有的保守情怀又使他生怕溺于其中而坏了大事。他说：“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惟恐之又隐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数百年前的北宋诸儒为了重建新儒学而有资于禅学，其辟禅乃是为了自立，原有不得已的苦衷。而生逢心学蓬勃发展的明中叶的罗钦顺仍说出这样的话，则不仅显得保守迂腐，而且表明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已经连起码的理论自信也没有了。这一情况通过居于理学与气学分水岭上的罗钦顺表现出来，虽然仍不免可笑，却也是合乎逻辑的。它表明理学确已到了穷途末路，需要有新的思想形态来取而代之了。
大约从四十岁开始，罗钦顺慨然有志于儒学。后官南雍，则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于是，他否定了朱熹以理气为二物的理本论，确立了以理气为一物的气本论，完成了从理学到气学的过渡，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儒学大师。
然而，罗钦顺毕竟是以理学卫道士的面目出现的，与高扬个人主体性的心学相比，他的思想未免显得保守。他辟心学辟禅学不遗余力，是担心它们的盛行会导致“教衰而俗败”，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扶植日趋没落和崩坏的理学与纲常名教，为封建社会的延存作最后的努力。当然，为了缓和现实矛盾，保持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罗钦顺还提出了“经世宰物”的实学思想，这一主张有利于加强儒学的务实功能，客观上促进了气学思潮的发展，这又是他的功绩所在。
罗钦顺虽被清儒誉为“朱学后劲”，然而他也继承了曹端、薛碹和胡居仁改造朱熹理气观的传统，在批评朱熹理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气一物的气本论思想，起到了从内部瓦解理学并使之向气学过渡的作用。
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气是不断地往返运动的，并且有其内在的依据，使它不得不如此，这一依据很神妙，仿佛在主宰着气的运动，那就是理。“理果何物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而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
从本体上说，通天地亘古今只是一气，宇宙间除了气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这一气有无数的层次，不断地进行着升降阖辟、动静往来的辩证运动，可以积微观而为宏观，也可以化宏观为微观，循环往复，没有止息。
这种运动看似千条万绪，纷纭胶葛，却并非杂乱无章、无序可寻，而是有一定的秩序和法则在里面的。四时之寒热温凉、万物之生长收藏、斯民之日用伦常乃至人事之成败得失皆其所为，这一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必然法则，就是理。并不是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存在于气之外，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理只在气的本身之中，气之条理和运动法则就是理。罗钦顺彻底否定了理的超然独立性，把外在的理规定为气之运动的内在条理和秩序，把朱熹的理本论改造为气本论，在本体论上完成了从理学到气学的过渡。
程朱等理学家普遍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无声无臭、无形无象而又无所不在的理，它是世界的本体和本原，这个理以全息的方式为万物所秉受，成为事物之性。天之理仿佛空中的月亮，而物之性则犹如月亮在不同水域的投影，看似千千万万，其实只是一个，这叫做“理一分殊。”万物除了有这个统一的理之外，还有因其气质结构而产生的理则。这就是说，宇宙间至少有两种理，作为本体的总理和作为事物特性的分理。罗钦顺否定有作为本体的独立的总理存在，他认为所谓理只是分理，宇宙间只有具体的气物之理，而没有抽象的本体之理。当然，他不否认天地万物具有统一性，他认为统一的理只通过具体的物理表现出来，普遍规律寓予特殊规律之中。他说：“窃尝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散，是乃所谓理也。”只有聚散之理，没有脱离聚散的抽象之理。又说：“若论一，则不惟理一，而气亦一也。若论万，则不徒气万，而理亦万也。”气不同则理亦万殊，气相同则理自不殊。
罗钦顺也讲“理一分殊”，但与程朱的讲法有所不同。他说：“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发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万物的初秉之理是相同的，但成形之后却具有了差别性，本质相同而现象有异，这就是他所说的理一分殊。
据此，他反对把人性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划分，认为性只是一个，只因气质结构的差别而表现不同。若硬要以气质和天命对言，则是一性而两名，语终未莹。在心性问题上，罗钦顺基本上同意朱熹的看法，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可是，与他对人性问题的独特看法相联系，他也反对把一心分为人心和道心的做法。他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心也只是一个心，即人心。道心只能是未发的性，发了就是人心。
他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道心是性是体，人心是心是用。“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把天命之性归人气质之性，并作为寂然不动的未发之体；又把人的已发之心规定为感而遂通的后天之情。这实质上是彻底取消了形而上的超然存在，把整个哲学思考都限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了。
据此，他对理学家关于天理人欲的看法略出微词：“《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义理精粹，要非圣人不能言。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其情、纵其欲而不知反，斯为恶矣。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他认为欲不可去亦不可纵，防其欲不可不严，但语气又不可太重。在对待人欲的问题上，他比理学家有所放松，这是个不小的进步。
在格物和穷理的问题上，他认为格物的物不仅指人心，也应包括万物。既要格我心之理，格我心之欲，也要广格万物之理，以达通彻之效。
“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见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无分于鸟兽草木，即有见焉，反之于心而不合，非至理也。所贵乎格物者，正要见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尽其性。天人物我所以贯通为一，只是此理而已。”
此外，由于他以理气为一体，不承认有超然于气的本体之理，因而他所谓格物穷理只是就具体事物而言，通过格具体气物的理求得最后贯通。
他说：“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见乎理之一，无彼元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合。”由具体之理上升到普遍之理。他强调说：“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罗钦顺这种取消形而上之理、强调就气上求理的思想客观上有利于具体科学的发展。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崖，别号河滨丈人，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幼有文名，后来成为明代文学上著名的“前七子”之一。
弘治十五年进士（时年二十八岁），选翰林庶吉士，又授兵科给事中，“条陈时政，靡所顾忌，”曾就经略边关事宜上疏，“明指利害，陈权宜振刷之策，咸中肯綮”，当道者以为有经世济民之才，莫不以大用相期。三十四岁时遭宦官刘瑾迫害，贬谪毫州判官，遂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才名播天下”的学生。第二年升高淳知县，曾巡盐山东，抉奸剔蠹，颇令权贵们敛迹。又一年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遂通令各地修理城池以固防守，并上疏在基层大胆提拔“筹策绝人、胆略出众”
的将材。适逢宦官廖镗镇守陕西，“腹削无度，三辅如苦倒悬”，王廷相章明条例以阻其计，并下令追究科敛馈送银两，清查淹禁狱囚，惩治贪官污吏，颇有成效。后阉党串通廖镗，栽赃陷害，王廷相被捕入狱，后贬为赣榆县丞。后终因“治行卓异”而升宁国知县、松江府同知、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和山东提学副使等职。在此期间，他正学术、严考校，针对“专尚弥文，罔求实学，求之伦理，昧于躬行”的士习，发布《督学条约》，改革教育和科举制，要求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内圣外王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