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至灵，一萌于思，善与不善，莫不知之。”其次，要克己复礼而为仁。“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最后，程颐作《动箴》诗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厉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竞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有人说：“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程颐回答：“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他还说：“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作甚人也？泰山孙复明有诗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饥食渴饮无休时，若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道山的高峰——朱子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又号云谷老人、遁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祖上世代为官，以儒名家。父朱松初任南剑州尤溪县尉，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佐郎及史馆校勘等职，后因反对秦桧议和而出知饶州，曾师事罗从彦，与李侗为同门友。
朱熹出生在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自幼庄重颖悟，接受父亲的儒学教育。八岁读《孝经》，十岁读《孟子》，刻苦异常，“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稍长，好为天外之思，励志圣贤之学。ff--l--I～1．父逝，从父命师事胡宪、刘勉之和刘子三人，三儒抚教如子侄，后刘勉之以女儿嫁朱熹。从此，“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凡禅、道、文、辞、诗、兵等书无所不读，思悟玄理未透便不肯入睡，常常连续数夜穷究不止。
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三十岁时正式受学于李侗门下。当年杨时从学于程颐门下，及其南归，程颢说：“吾道南矣。”杨时倡道东南时，唯罗仲素能“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因得其传。李侗受学于罗仲素而得其传，其为人“如冰壶秋月，莹沏无暇”，其为学则主静坐，“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以求所谓中。’’以为tt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朱熹受学后，颇得乃师赏识，赐字元晦，取“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之意。李侗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从源头体认来。，，五年后，李侗去世，朱熹实得其传，成为程颢的四传弟子。他体究李侗关于未发与已发的教诲，作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见其尽性功夫已相当了得。
朱熹三十八岁时，曾被调往崇安救灾，与县官共议赈恤之事，遍走山谷十余日，深刻体会了“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的社会现实，以为道学不明则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从而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著书生涯，其大部分著作皆完成于此时。朱熹知南康军时，曾立周敦颐祠于学宫，以二程配享，并且在南唐遗址上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其时，有一豪门子弟跃马于市，有一小儿被踏将死，朱熹下令将案犯送军院处置，吏人回报已如法栲治。后来，朱熹发现案犯并未受栲，便将吏人与案犯一并治罪。当时有人劝道：此是豪家弟子，可高抬贵手，放过了事。朱熹正色凛然道：“人命所系，岂可宽驰！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邪？”
朱熹五十二岁时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奏劾绍兴府指挥使密克勤盗窃赈粮4160石，衢州守李峄隐瞒灾情致使山民流离死亡，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不职，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等案件。其中唐仲友之事牵动朝中大僚王淮等人，朱熹连续六次上书奏章，唐仲友终被削职。朱熹因此而得罪了朝廷要员，他们连续上疏诋毁程氏之学以影射朱熹，王淮的亲信面奏皇上说：“近日荐绅有所倡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教其人，摈弃勿用。”从而拉开了“庆元学禁”的序幕。
同年，朱熹下令拆毁永嘉县学的秦桧祠，并撰文痛斥秦桧。次年结庐于武夷山五曲，名为“武夷精舍”，四方学士慕名而来者甚众。接着，朱熹开始辩驳陆九渊的心学和陈亮的事功之学。他说：“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朱熹五十九岁时上封事，极言纲纪风俗之弊：“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佑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对统治者的思想文化专制提出严正抗议。
朱熹六十五岁时受命知谭州湖南路安抚使，修复了岳麓书院。适逢赵汝愚执政，朱熹被召入朝。朱熹借机向皇帝大讲其理学思想，并劝其读书穷理，居敬持志，作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但让一个封建皇帝放弃荒淫无度的生活谈何容易！宁宗皇帝批示说：“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宫观。”朱熹在朝只四十六日，便被逐出。
庆元元年，正言李沐等人诬劾赵汝愚植党，以宗室危谋社稷，赵遂被罢相外贬，凡上书审冤者皆遭贬逐。朱熹草封事数万言欲救赵，弟子恐其致祸，故力劝，而朱熹不听。蔡元定请求用蓍筮决断，得《遁》之《家人》卦，朱熹只好悉焚奏稿，改号遁翁。第二年，有人奏称“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要求将语录之类并行焚毁，朱熹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刘三杰奏称伪学已变为逆党，五十九人被置人伪学之籍。庆元五年，朝野盛攻伪学，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凡以儒名世者皆无容身之所。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迫害知识分子的重大事件。第二年，朱熹卒于考亭，享年七十一岁，葬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数年后“学禁”解除，朱熹被赐谥文公。朱熹死后二十七年，被特赠为大师，追封徽国公。朱熹死后三十四年，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历事四朝，而在仕仅九年。他为官清正，坚守道义，行为端庄，体现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继承二程、张载等人的理学思想而集其成，从而成为“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思想巨人。他发扬二程引君当道、尊王贱霸的儒学精神，竭力限制统治阶级无限膨胀的贪欲，并希望他们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逐渐走向王道政治。
不幸的是，荒淫成性的封建统治者反而把他视为“以匹夫窃人主之柄”的罪魁祸手，并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而加以禁止。更为不幸的是，朱熹死后，统治者又把他的牌位抬进孔庙加以供奉，并把他的学说僵化为麻醉人民和禁锢思想的教条，从而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程朱等理学家最强调独立思考和理论创造，而封建统治者却用他们的学说来禁锢人们的头脑。所以，后世被统治者僵化为教条的官方哲学与程朱本人的学说决不是一回事。程朱等理学家信奉的是民本思想和王道政治，而反动统治者所施行的却是专制主义和霸道政治。
关于朱熹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著作郎李道传曾说：“孔孟既没，正学不明。……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并出，于是孔孟之学复明于世。……近世儒者又得其说而推明之，择益精，语益详，凡学者修己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诚使此学益行，则人才众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权臣顾以此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朱熹的门人则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发展到朱熹，可谓达到了历史上最光辉、最鼎盛的时期。
朱熹的本体论学说，主要是通过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阐发的。
周敦颐说“自无极而为太极”，是以无极为宇宙本原，有明显的道家色彩。朱熹则改为“无极而太极”，把无极并人太极之中，以太极为本原和本体，使合于《周易》太极生两仪的说法，抹掉了道家色彩。他解释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日‘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又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他把无极说成是修饰太极的形容词，用以形容太极无声无臭、无象无状的特性。其意是说，太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天地万物的造化之本。这实际上是用“无”来形容“有”，把本体规定为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东西，也就是有与无的辩证统一。
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有与无是异名同谓，“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正是以本体为有与无的统一体，老子贵无，是为了强调本体的恍惚无状之性；朱熹贵有（太极），则是为强调本体的实有性，同时也是想与老子划清界限，为复兴儒学服务。
朱熹的理论创造，并不在于把本体规定为有与无的统一体，而在于他用二程发明的天理来解释太极。他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这样，朱熹的本体论学说便不再称为太极本体论，而称为理本论。他说：“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他强调实实在在的理是万物的本原和本体。“盖有是实理，则有是天；有是实理，则有是地。如无是实理，则便没这天，也没这地，凡物都是如此。”“实有是理，故有是人；实有是理，故有是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彻头彻尾，皆是此理所为，未有无此理而有此物也。”客观实在的理，产生了客观实在的天、地、人及万事万物。
他进一步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无形而有理的本体，蕴藏着全宇宙的信息，这个信息通过造化的遗传作用，成为万物的自性；天之为天、地之为地、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皆因这个理的造化之妙；这个信息通过人身与人事的放大作用，则表现为五常诸德和三纲等伦理秩序。总之，哪里有事物，那里就有这个天理的流行；甚至在万物产生之前，及人消物尽之后，这个信息仍循环流转，伺机显其造化之功。正是因为这个不生不灭、流行不已的天理，才有宇宙万象的神功妙用和物质世界的永恒运动。
天理无声无臭、无象无状，却又无所不在、随处显现，它其实是宇宙信息的统称。万事万物莫不有结构，莫不有其“所以然之故”和“当然之则”，统称为信息。信息既在物事之内，也弥散在物事的周围，同时向全宇宙辐射。事事物物的形迹可以散在而异处，其信息却交织而互渗，成为一个统一的因陀罗信息网，这就是天理。信息具有组织功能，但它自己不会造作出万物，天理是通过气来创造万物的。
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存乎气之中。”理与气虽是两物，又密不可分，圆融无碍。
广义的气（与理相对）包括能量（清虚之气）和物质（凝聚态的气），狭义的气只指能量（与质料相对）。理气圆融无碍，也就是信息与物质、能量的圆融无碍。朱熹说：“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元气的流转，在于其中有理的作用，是信息的组织功能在起作用。没有信息，宇宙只是个不可想像的死寂之物。元气化阴阳，阴阳化五行，阴阳交感消长，五行生克制化，便产生万事万物。不论为何物，皆为天理之作用。
天理通过阴阳表现出来，是聚散屈伸之性；通过五行表现出来，则是曲直、炎上、稼穑、从格、润下诸性。五行之性通过人的变形和放大，便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阴阳之性通过人类社会的变形和放大，则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秩序。可是，既然阴阳有消长，则臣亦可为君纲，子亦可为父纲，妇亦可为夫纲；而人类对天理信息的放大是无止境的，所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也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经常显示出不同的时代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