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涅槃学
涅槃学影响极大，所推崇的《涅槃经》有各种译本。罗什首倡的中观学说和后来的三论学，流传之中也使人产生怀疑主义倾向或印象，有可能动摇行者的信心。《涅槃经》出现后，许多人如获至宝，觉得找到了根据和依托，在佛性常乐我净、涅槃常乐我净的基地上，人们可以放心地修道以至于成佛了。法朗做《涅槃义疏》，提出“法性以至极为体，至极则归于无变”的论断，使人想起庐山慧远“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的著名命题。评价一个学派、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乃至评价一句话、一个词，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慧远的话在大乘佛典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句子，关键是前后文的关系，句子的原意用意，说话的对象等等，都对语义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如何，主张人人有佛性，个个能成佛，这非常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中国人的大乘气象，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尽管围绕佛性问题、成佛问题，当时和后来都有过激烈的论争，但是希望成佛或者彻底解放自己，却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层的要求，不论有意无意；而中观之论，正是彻底的心灵解脱的绝妙流露，这种洒脱心态的自然流露在《涅槃经》中也是随处可见。如果学了中观而变成怀疑主义者，那么在这种心态下接受的涅槃学和佛性论，恐怕就是比较僵化、不够潇洒的小乘学了。
可见，对涅槃学诸位大师的学说，比如僧睿、道生、慧观、道朗等人的论议，必须小心分辨，细加体会。重要的是，小乘在如来那里可是自由洒落的。惟一佛乘，不大不小，能大能小，处处合式，那是如来的妙用，也是众生的根机。
道生（？～434）的洒脱很吸引人。他敢于“疑经”，他不是狐疑，而是大疑，出于大信。涅槃经开初流通时，没有译完，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又说“除一阐提，都有佛性”。道生在建康发表看法说，“一阐提都是生命，怎么独独没有佛性？这本经没有把意思说完！一阐提应当都能成佛！”大家听了，认为他离经叛道，把他赶出僧众。他跑到吴中虎丘山，住在龙光寺，对石头讲涅槃经，讲到“一阐提有佛性”，群石一起点头。
后来涅槃经大本传来，打开一看，果然有这种经文。于是道生成了最著名的涅槃师。涅槃经在道生心里，不看就已经具有：这是人人本具佛性的一个生动的例子，而且首先在道生自己身上得到证明。妙绝。
7．律学
律，属于佛典经律论三藏，指戒律。戒律也分大小乘。释迦牟尼在印度时，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制定和修订戒律。临涅槃时，嘱咐弟子们今后以戒为师，等于如来在世。可见戒律的重要。流行我国的小乘戒律有：有部的《十诵律》，昙无德部的《四分律》（此部后被北魏慧光和唐代道宣判为大乘），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等；大乘戒律有：《梵网经》、《菩萨戒本》、《优婆塞经》等。小乘律有戒杀、盗、淫、妄语、酒等最重要的戒律，其他如行住坐卧，乃至上厕所、吐痰等戒律，无所不备，跟中国儒家完备的礼法礼仪相映成趣。小乘律，在南北朝时多规定老百姓信众遵守。
至于大乘律，则多规定为王宫贵族信众遵守。汉地的大乘戒律最通行的是《梵网经》，其中很多戒律跟声闻乘戒律相共，杀、盗、淫、妄语等都在重戒之列。大乘戒律更强调动机的纯正和愿望的宏大，更加难以做到，但也容易被人用作借口，因为动机在于人心，有时候别人难以察觉。北魏的慧光（468～537）是北朝律学大师，被后人奉为律宗的奠基人。
8．禅学
禅的意思，一个是禅定，本是佛学中大事，外道也有。佛家有些禅定跟外道相通，有些为佛家专有。大乘六度，禅定为第五，般若为第六，有“以定得慧”之意。死执此意，就会首推禅定，然后修慧。佛法东来，定慧同时传人，不过初期主要以禅定的神通吸引人。看见神通妙用，世人有了兴趣，于是智慧传人，大译经典，一时般若学（三论学）盖过修禅和禅学。这也有道理，如果一开头就大求神通，在缺乏智慧的情况下，只能是邪定，修出魔法，还说是从定生慧。禅又有“思维修”、“静虑”之意，所以跟般若本是一体，般若就是禅。于是可以说“从慧得定”。这两种说法都落在因缘说中，好像是一个生一个似的。都不是般若之智，不圆融。般若之智，智就是禅，禅就是智；智也非禅，禅也非智；非一非二，也一也二。禅如在如不在，是如来禅。达摩东来开创禅宗，传如来禅法，以《楞伽》印心。所以《楞伽经》是禅法大典。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禅法都有过，达摩的禅法独树一帜，遭人冷落；达摩禅定智慧鸿深，辩才无碍，又遭人嫉妒。所以传说有人六下毒药，要置达摩于死地。前五次达摩都知道有毒，由于东来任务没有完成，他喝下去后，又把毒解掉，别人奈他不何。达摩做过试验，把毒吐出来，吐在石头上，石头都开裂。第六次下毒，他已经传法给慧可，于是喝下毒药，返回印度。别人以为他死了。如来禅智慧无量，凡夫莫测高深，当时修行者少，多受排挤。慧可也因禅法胜过别人，而蒙难去世。
达摩来前，禅书已经大量传人。后汉恒帝时的安世高，带入禅典《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禅法经》、《禅定方便次第法经》、《禅行三十七品经》。汉末，支谦译出《修行方便经》、《禅秘要经》。三国的康僧会，译出《坐禅经》。西晋的竺法护，译出《法观经》、《修行道地经》。东晋的佛陀跋陀（觉贤）受庐山慧远邀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鸠摩罗什泽《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思维略要法》等等。多是小乘禅法，少有大乘禅，都归人禅数之学，是当时习禅的主流，跟达摩所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的如来禅不同。虽然如此，后来流行最广远的禅书，却是达摩推崇的《楞伽经》，以及般若类的《金刚经》，慧能的《六祖坛经》等，其实大乘重要经典，无不归人禅门要籍。所谓“不立文字”，正是这些经典文字所阐明的。相传达摩禅法有“二入四行”——即所谓理人、行人；所谓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也就是一脉相承的大乘秘要。
二、八方齐问难，辩才数僧门
三国两晋南北朝译经盛行，蔚成大观，各派各宗的主要佛典都译得差不多了。译了就要看，看了就要想，想了就要说，也有骂街的。于是佛家内部学派蜂起，师说迭出，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儒释道三家之间，则时常兴师动众，大斗口角，“惟恐天下不治”。吃惯了中餐，有人对西餐连看都不看，不动贪心嗔心好奇心，但有麻木心；有些人则动贪心，还有人动嗔心。也有些动好奇心的，对西餐虽然好奇，看见人家吃得正香，自己流点口水，真吃起来有时候难免有点儿皱眉头。于是撩起衣袖，夹起这一块，拈起那一片，嗅一嗅，舔一舔，眉头一皱：这里头到底有什么营养，呃？真比咱家的榨菜好？
大家七嘴八舌，评头品足，这看的吃的说的比做的还来劲，满脸的油汗也下来了。大有“要是不说个明白，这顿胡饭咱就不吃了”的态势。于是出来一位管闲事的，号称“苍梧太守牟子博”，拿着一本小书往起一挥，说：“肃静肃静，各位贵客，请听本太守慢慢道来。”
众人抬头一看，却是几页薄纸，上面赫然印着“纸王蔡伦，最新配方”字样，正疑惑时，但见《牟子理惑论》六个金字映人眼帘。有眼尖的马上发问：“我说太守大人，怎么只见书皮包装一流，里头却无文字？”太守微微一笑，说：“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且说说，你有什么搞不清的，在这里嚷嚷，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