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学术春秋中，张岱年先生无疑是一位兼综思想学术、融合古今中西、贯通道德文章的哲学大师。高山仰止，令哲门后学无不心向往之。先生九五华诞在望，由清华大学刘鄂培教授等共同完成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以下简称《学记》）一书，作为清华“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正式刊行，当为一件值得记念的学术事件。承蒙作者惠赠，却不敢贸然品评，只是将自己的读后感受整理成篇，写下来留作记念，以答谢张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指点和教养。
先生二十余岁时便出道哲坛，至今已是独步风雨逾七十余载，雄文日月越四百万言。如此人生学术，非一部学术史记所能再现，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作为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 《学记》虽存在些许不足，却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
《学记》的不足，主要缘于多作者合著同一主题所常常难免的主题结构略显重叠、论题叙述交叉反复、间或视见不一等。但换一个角度看，多作者合力于同一主题又自有其优越处，那就是多维视角提供的视阈和见解较为丰富完整。《学记》为八位专家学者的共同成果，且他们都对张先生及其哲学学术研究有年，甚至曾经长时间跟随先生学步左右，耳濡目染，深有心得，因而能够对先生的哲学、哲学学术、乃至学人品格与精神有独到的体会和领悟。这一点仅从书题的命名即可窥见一斑。
以“综合创新”一语概揽先生之哲学学术与精神，可谓中肯之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面对当时唯物辩证法、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三足鼎立纵横的学术乱象，先生便以而立姿态，提出“创造的综合”主张。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发表在天津《国闻周报》上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这是先生之“综合创新”理论的滥觞。随即，先生又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进一步具体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先生毕生信奉唯物辩证法哲学，而其“理想”之说，实指中国传统人生道德价值论，“解析”者则为逻辑推理与分析，被先生视之为“做哲学”之基本学理方式或工具。三者“兼和”一体，可以说是先生七十余年哲学学术的不变思路、理路和言路。或可由是说，“兼和”乃先生毕生哲学事业中的一贯之道。
“兼和”既是先生对待哲学和文化的学术姿态，又是先生治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方式。“兼和”的学术基础是“兼综”中、西、马三大哲学的“优良”品质和精神，目标则在“综合创新”，而非一般的“中庸”调和。先生深知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庸之道”的基本义理，但不满足于它依“度”调和的思想境界。在先生看来，“度”之预设有可能阻滞哲学创新。因为先生坚信，哲学乃时代之精华，必随社会时代之进步而发展，这也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和立场，可谓哲学思想之与时俱进。对此，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探究中，便有自觉与确信。所以先生深以为， “兼和”的主张较“中庸调和”的姿态更为可取，更有开新哲学之思想与发展哲学之学术的前景和希望。是故，先生提出“以兼和易中庸”：古昔哲人常言中庸，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
然则，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始，迨至今日，先生一直强调的是，创新决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开放吸纳外来文化之优良营养、运用唯物辩证法之科学之法、面向社会时代之进步的思想探索。简而言之，是一种开放的综合基础上的科学创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先生所持“兼和”之道的独特性与完备性：与“全盘西化”派相对，悠久深厚的本土文化在先生的运思言谈中，不再是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沉重包袱，而是“综合创新”的源头活水；与“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或保守的传统主义相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的“科学理性”哲学（以逻辑实证论为范例），也不再被看做是全然陌生可怖的“文化他者”或哲学异端，而是可资借用的学术资源；与各种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或非唯物辩证法思潮相对，先生不仅慎重地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哲学信条，而且七十余年来从未动摇和改变，无论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风雨如磐、思想“主义”纷争、文化流派急竞的学术环境之下，还是在“反右”和“文革”接踵而至的人生灾难之中，抑或是在社会急剧转型、思想新潮跌涌、学术时尚竞逐、文化主张层出的当代社会，先生的学术与人生依然秉持着“兼和”之道“直道而行”。不变的是学术的信念，是文章的道德，是学者的品格！改变的是学术之方式，是学理之方法，是时代之眼光！这是一条何等坚定而豁达的学术人生的“兼和”之道！
一九三七年，先生即以其深厚的中国哲学学养和先进的西方哲学方法，取“范畴”梳理、以“结”织“网”、纲举目张的哲学进路，写出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在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作范式之外，别开生面，成就又一种中国古典哲学的“图像”，让人耳目一新。而使先生得以在三十华年成就如此哲学业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其“兼和”之道的学术姿态和学理方法：“范畴”梳理的进路无疑既具有西方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哲学方法论的“兼综”，又具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综合创新”。不久，先生又以经年之功，成就《天人五论》（即《天人简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该书被普遍看做是先生的哲学体系之作，虽然从规模和论述上看，《天人五论》尚不及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那般恢弘磅礴，但它不仅在结构叙述等方面有别于冯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风格和体系，而且同样体现着先生一以贯之的“兼和”之道：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解析（逻辑分析与推理）之法，秉持唯物辩证法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巧妙融合这三个不同的向度，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经历，展示了先生寻求、确立并实践其“综合创新”的哲学学术信念、并取得非凡哲学成就的学术轨迹；那么，五十年代以后的学术与人生经历，则记录着先生面对各种人生与学术的挑战，砥砺、坚守和弘扬这一根本信念的艰难历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不独是用自己的睿智、笔墨和文章谱写着这段历程，而且是用自己的意志、人格和道德铺垫着、延伸着、拓展着这段艰难的历程。我们当然可以把他自七十年代晚期以降所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1982）、《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1983）和《中国伦理思想史》（1987）等著作看做是这一历程的学术标志，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和体会这些作品背后的学者人生。
那是一种闪耀着不变信念之光芒的学术人生，是“兼和”之道的真实再现，是真正的“兼和”道者的学术品格之光！因为正直的批评而被划为“右派”的遭际；因为学术的权威而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卷进牛棚；以教授的学术身份充当“批林批孔”的编外“资料整理员”；以及“后文革”时代因为坚持唯物辩证法哲学而被一些激进主义者们误解为“保守派”……风雨如磐，春寒秋瑟，迫害与误解，冷漠与流言……一直陪伴着先生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学术与学术人生。但先生未曾有半点抱怨、一声嗟叹或两眼迷茫。失去二十多年最富于哲学创造的黄金时光，应该是最值得痛惜的，然而先生却能坦然面对，如观远山行云；执著的哲学信念不被人理解、甚至为自己的门生妄加诋毁，应该是最让人痛苦的，然而先生却一笑莞尔，如听流水侧风。是什么力量使先生如此从容，如此宁静，如此道者风范？也许，“兼和”之于先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的信念，而且也是一种人生的姿态。“兼和”的哲学需要开放的学术眼光，需要兼收并蓄的学术胸怀，需要学贯中西、识达诸家的学术素养，需要融化与整合的哲学方法。非如此不足以实现先生“综合创新”的学术抱负和哲学理想。同样，“兼和”的人生也需要高远的人生雅量，需要宽容豁达的人生胸怀，需要兼容生活百态、善解人性人心的人生修养，需要从容料理喜怒哀乐的人生智慧。惟其如此，才显出先生的道者人格和大师美德。话说到此，我突然明白，对于先生非凡的学术历程，我们所应当寻觅的东西，除了其深厚的学术思想之外，还有其高尚的人生美德。因此，值得感叹和学习的就不只是先生的学问，更重要的还有先生的品格。
写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至二十日，北京西北郊蓝旗营悠斋
（刘鄂培等著：《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刊于《哲学动态》，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