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就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离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餐，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懒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酣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织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末，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五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一百个五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整天。我尝听见善于治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五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大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塌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名山事业
读书人有两种：一种是欣赏的，一种是研究的。注意欣赏的是文人，致力研究的是学者，文人在欣赏前人名作之余，不免技痒，于是进而自己创作，学者大都是述而不作的，研究有了心得，便出来讲学，招收门人。用新名词来说，前者叫做创作家，后者叫做批评家。普通创作家似乎是大半靠天才，批评家则全靠学力。写一部身边琐事，人生经历，或是荒唐无稽的讽刺故事，就可成为创作家，也同对春花秋月，发点感慨，对醇酒妇人，加以赞美，就可成为诗人一样。但做个学者：这样就不行，他一定要书读得很多，富有研究，然后才能下考语，作批评。所以文人离不了社会，学者离不了书本。但是无论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只要有成就，即是作品有价值，研究有见地，都是名山事业，可以垂千年而不朽。
中国从古以来是创作家多，而批评家少。但文人与学者的分别，还是有的，文人作评诗，学者治经史。经史学家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决不低于诗人文士。
现在攻国学的人，大致还是分为两条路：一条是去欣赏诗词的，而得永远留在纯文学的花园中，一条是去研究经史的，便脱离了纯文学，而走向考证的五里雾中去了。
我不晓得考证学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盛行起来的。近三十年来所谓学者，大都是在做的考证工夫。固然，这也未尝不是名山事业之一，但大家都干这一门，别的方面自然忽略了这且不说，且看考证的成绩，也不见得怎样了不起，胡适之把《水浒传》的作者，考证出是施耐庵，但对于《水浒传》并未增加若何价值。梁启超、王国维等所培植出来的一班考证家，至今也还没有惊人的发现。而社会的风气，却已养成，仿佛不研究国学则已，要研究国学，则非谈考证不可。你既来考，我也来考，考得大家昏头昏脑，如入五里雾中，而结果是什么都可疑，什么都待考。
《左传》上的左字，有人认为可疑，于是乎考证，考证出来毕竟非左丘明所作，结论春秋是假的。因此对许多经史，都怀疑起来，认为不可信。其实古人早已说过：“文献不足征也”。又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书当然不足尽信，不过现在仅存的古史，就只有这几部东西，你要完全推翻了，还根据什么去研究？英国的威尔士说得好，我们对于耶稣所知道的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想要知道的多，但是四福音书，其中虽则有时不免互相矛盾，可是却能一致地描写出一个耶稣的人格来，使人信以为真。如果假定世间并无耶稣其人，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是捏造的，那末，对于史家，反更困难，而更要惹起许多问题，所以不如就把那些福音书中的记载，认为事实好了。我觉得这才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持的态度。如果一味怀疑，对于治学，并无多大帮助，或反有障碍呢！
威尔士对英国那些学者的非难，使得我们不能为他们左袒，其实他们较之我国的学者还进一步，因为他们所怀疑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本身的真伪，他们当然知道，书既流传，自然是不能推翻的。
我们研究一本典籍，要研究它的内容，不要追求它的真伪，因为它既已成为典籍，自有它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全是齐东野语，毫无真价，那它应该早与草木同腐，决不会流传至几千年，还有人读呢？
中国学者的考证古史，还不及他们考证古人的成绩来得惊人。固然三代以前，无史可考但相传既有其人，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存在，而一定要把他从中国文化史上除名呢？大禹治水，几千年来，相传不废，不意到了20世纪，竞有学者考证，说大禹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条虫，他最大的理由，是根据字面的解释，其实这个，翻开一本《说文解字》，谁都可以看见禹的意义是虫，用不着再去多方考证。如果只就姓名的含义来断定，那现在的人，也大都要失去人的存在，譬如说文上就在禹字的上面有一个“万”字，也作虫解那末许多姓万的人岂不也都变了虫吗？
人类的姓名，当然有它的来历，神农居姜水而姓姜，黄帝居姬水而姓姬，西洋人的姓名，有的是由于职业，有的是出自浑名，有的只是因为他住的地方一棵树，而因以为姓氏。我们对于古人，只应该研究他为什么有那个姓，为什么取那个名，不能只根据他姓名的意义，就说那人是什么，因为姓名不过是指示人的一种记号，方便别人呼唤的，决不就是他本人呢。
我还看见有人考证大诗人李白是波斯人，不是中国人，这尤其荒谬。卢梭在欧洲自今还争讼不决，法国人说他是法国人，瑞士人说他是瑞士人，大家都替他铸铜像纪念，争欲据为已有。中国一个这样伟大的诗人，自己却反不要，而不承认他的国籍，考证家到了这种程度，岂不是有点精神错乱吗？我担心他们考到最后，古书完了，古人也完了，中国的文化都要被他们考得没有了。那时只留得几座名山，来保藏他们的名山事业。
我记得从前有人说是发现了一件古物，特意拓出来送给专家去考证，果然学有专长，那考证家居然在那拓片上，考出许多征象，而证明是某朝某代的东西。其实那拓片，只是从一个烧饼上拓下来的，给考证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这事实告诉我们，考证家有时不过是无中生有，以意为之，而标奇立异，故炫渊博。知其为烧饼者，一笑置之，不知者便认为是大发现，相传既久，自然成了定论了。
苏东坡天才横溢，但是对于考证毫不注意，他错认了黄州赤壁，为三国时周公瑾，与诸葛孔明，联合破曹之处，于是在发其怀古的幽情，写诗作赋；但至今他所写的那两篇《赤壁赋》，文人讽诵不绝，决不因为作者弄错了地方，而减少丝毫价值。如果考证家考地点错误，而认为不足信，根本推翻，不予一顾，岂不白白地送掉了两篇文学名著？所以我说，作品的价值，在其内容，不在其真假。即令内容所描写的人（如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或物（如赤壁赋中的赤壁）不可靠，只要作品的本身有价值就成。有时一幅冒名的画，甚至比真的还好，我们只要看画的好坏，不必判断于它的真假。对于中国的古籍，我认为应也该以同样的态度去研究，加以整理，使之发扬光大。有时即明知其为后人托名之作，也不能摒弃不顾，因为远古既已渺茫，文献亦非信史，只好将就所有姑作为事实看待，有书总比无书好，有人总比无人好，既不必说某人是虫，也不要认某书为假，就人论人，就书论书，这样我们研究国学，前途才有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