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全方位认知，是我们接受过的教育中长期匮乏的东西，这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人文营养不良。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既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困惑，又承担着培育新新人类的重任，这样的人文缺憾就更叫我们捉襟见肘……
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我到华盛顿的时候，正是烟花三月，开得正旺的樱花将这个工整肃穆的政治中心也渲染得感性起来。
在那烟雨中，我不经意地走到了越战纪念碑跟前。早听说过它，只是没想到这么不起眼，在花木掩映中很容易就错过了。那是一堵呈汉字人字型的短墙，也许因为设计师是华裔，才有了这样的用心。当年这个设计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融入大地而不刺穿天空的精神，令我们（注：评审委员会）感动”。光洁的黑色墙面上密密麻麻地刻着58132个越战阵亡人员的名字，旁边还放着几大本厚厚的名册，短短地记载着每个名字后面短短的人生。参观的人们缓缓走过，有的留下一枝鲜花，有的把一个名字拓到纸上带走。碑前还摆着一些落有文字的纸片，有诗歌，有故事，也有的只是只言片语的怀念，叫我相信人们说的，越战是美国人心口上一道不愈的伤口。
我一向是害怕陵园纪念碑什么的，少先队的时候每次去烈士陵园扫墓都紧张得要拉着同伴的手进去。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除了毛骨悚然，对日本鬼子的憎恶当然更是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字型的纪念碑却不同，第二天我又忍不住走到它跟前。那天看到了一个花圈，是一个姐姐为弟弟的50岁生日作的，花圈的中央有姐弟俩儿时手牵手的照片和弟弟18岁上战场前的英姿，照片下面是姐姐写给弟弟的话，像诗一样排列着。那些话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可我清楚地记得它叫我这个也是做姐姐的心疼到泪流，记得清楚还因为当时油然而生的自责：我怎么竟然在为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鬼子兵当众洒泪呢？
后来父母访美时，也带他们参观了这个纪念碑，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在念叨，回国后一定去烈士陵园查一查我那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伯父，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说，我的奶奶哭这个一去不归的儿子把眼睛几乎哭瞎了。
人文格言
We are not human beings having a spiritual experience．We are spiritualbeings having a human experience．
我们不是有着精神阅历的人类，而是有着人类经历的精神体。
——Teilhard De Chardin
1．生死LIFE
他人堕胎，与我何干？
我去美国的时候，正值那里接连有几起堕胎诊所爆炸案发生，到了以后，还碰巧看了一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女医生为一个女孩做过堕胎手术后在诊所被杀害的故事。没想到，后来我去波士顿看朋友，还真亲身感受了一下堕胎诊所外的紧张气氛。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因为朋友预约了牙医，我们不得不早起，开车去医生的诊所。街上冷清极了，整个城市都在睡周末的懒觉。惟独在诊所的楼前，聚集了不少的人，朋友说那就是反堕胎的示威，是经常性的。我们的车刚开进楼后的停车场，就有几个人围上来，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还拖着一块展牌，上面图文并茂都是反堕胎的内容。等我下了车凑近一看，却吓得慌忙转身，那图片上竟然是一个血淋淋的死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敏感反应使她觉得宣传奏了效，那妇人又忙不迭地追上我，塞给我一张传单，就在我捂着眼听她历数堕胎的种种罪恶时，我的朋友也被另外的入围住，力劝她放弃堕胎的念头，我的朋友显然是经历过这阵势，说了句我是来看牙的，就来拉我进了楼，楼也是核对了身份才得以入内的。
从楼上诊所的窗户往下看，我才发现其实示威是分有两个阵营的，支持堕胎的与反堕胎的差不多各占一半，分别站在警察设置的两圈护栏里。看上去，支持堕胎的普遍比反堕胎的年轻，而且年轻一方始终高举着一个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牌子，而上了年纪的那一边似乎一直低垂着头，我仔细搜寻，果然看见有牧师在领着他们祷告。
从那以后，我就多少开始留意关于堕胎的争议，看到支持方说妇女有为自己的身体做主的权利，反对方则说没人有剥夺生命的权利，支持方说那不过是一堆细胞组织根本还算不上什么生命，反对方又从生物学角度论证生命的过程从受精卵就开始了。本来在国内的时候，从没觉得堕胎是个什么问题，听哪个朋友说去堕胎了就跟听说她去点了个痦子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被这些言论感染着，虽然听了个莫衷一是，觉着谁说的都有道理，却也突然认识到，堕胎的问题，分明是一个关于生死的大问题！不过，因为自己是女人，而且是不信教的中国女人，我对反堕胎阵营里的宗教情节还是挺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为堕掉的胎儿竖立的数以千计的十字架，我除了觉得压抑，却没有生出多少对生命的悲悯。
但值得庆幸的是，反堕胎的宣传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一部完整记录了生命孕育过程的影片，看到最顽强的那颗精子历尽周折终于钻入翘首以待的卵子的那一刻，一个鲜活而具象的生命的概念才平生第一次刻入我的大脑度层。
海燕：
要检点我们人文素质的缺失，大概就要从生和死说起，毕竟，一个生命的来和去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认识生命的机缘。
你自己是孕育过生命的，不知道在怀胎十月的时候，对即将问世的那个被称为“生命”的东西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期待？我自己虽然还没有机会做母亲，却也曾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不知所措过。
我的小妹出生时，我已经九岁，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她即将被抱回家的那个晚上，正值深冬，外面黑漆漆的，家里面似乎也不暖和，邻居的阿姨陪着我和我的大妹等我的母亲出院回家。阿姨说，我的父母马上要给我们抱回来一个小妹妹，我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但感觉出那会是件很大的事情。我紧张极了，不时地出门张望，回到屋里也只听得时钟滴答滴答地走。我已经有一个妹妹了，但我仍想像不出这个新来的会是什么样子，我原还以为这个妹妹会一直呆在母亲圆滚滚的肚子里。
等新妹妹来了，我才发现她是跟原有的妹妹那么不一样的一个小东西，粉嫩得连摸她都要轻手轻脚的。我特别喜欢她身上那股香香的味道，放学回家总要先凑过去闻，她一哭，母亲就叫我挠她的脚心，居然奏效，叫我觉得她像是个有机关的玩具。后来看到父亲张罗着给她上户口，出去了一趟又一趟都办不成，每次回来还要趴在桌子上写几页纸的检查，我才知道我的这个新妹妹原本是“不准出生的人”，是父母犯了政策错误，我才有了这么个活玩具。海燕，你知道，独生子女政策那时候刚刚开始实行，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所以我父亲写了几页认罪态度较好的检查后，公安派出所也就网开一面给了我小妹一个名分。不过，她和邻里几个同样因父母求儿心切而多生出来的女孩儿一道，都被叫做了“老多余”，害得我的姥姥生怕她由此受委屈硬是又给她取了个小名“三宝宝”，一叫叫了十几年。
这可以说是我跟“生”的概念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海燕，记得你说飞飞生下来的时候，你的失望多于喜悦，因为她浑身皱皱的，看上去像个小老太婆。而我小妹的出生，给年幼的我带来的则是困惑，而这困惑是没有人给我解答的。跟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也问过我的父母“我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你也知道，当时流行的标准答案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因为咱们喜欢的孙悟空就是这样。我的父母还算多少有点创意，告诉我说是从外面捡来的，当然，我一追问“那妹妹呢？”，他们的创意就山穷水尽了。长大后，我们姐妹一说到我们的秉性多么像一奶同胞，就会开我父母的玩笑说，即便我们都是捡来的，肯定也是大的背着小的小的背着更小的一块儿被捡来的，搞得我父母也是没脾气，只好反问道：“那你叫我们怎么说？”
海燕，你是不是也问过你父母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你父母也没法对你实话实说？是不是，对于生命的孕育诞生你也和我一样这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混沌了许多年？你肯定也听说过，早些年，有一对研究生夫妻，婚后迟迟不孕，去做检查，两人都没毛病，大夫直到发现妻子的尿道有损伤才闹明白，原来是丈夫播种时去错了地方。现在听起来是这么地可笑了，可在当时我们都觉得，即便是编排它都有其真实性。海燕，飞飞现在开始问这样的问题了吗？你准备好答案了吗？我是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标志着一个人对生命对人本的最初觉醒，一时的搪塞固然轻松，但它即便不产生误导，也可能就此贻误了人文启蒙的大好时机。
跟“生”相比，我对“命”的认识倒是不晚，但它是与“死”
一起来的。我小的时候，还都是使用公共厕所，有一天清早，就看见邻居的大妈大婶们聚在一堆窃窃私语，然后她们一块儿进入女厕所，不一会儿，端了一个脸盆出来，又是不住地感叹：“怎么说，这也是条命呀！”原来，她们是从粪坑里捞出来了一个刚出生的死婴！我没有凑上去看，但从那儿以后，我每次如厕，都忍不住地要往下看一眼，那种感觉恐怖极了。事后，听邻居们相互议论，才似懂非懂地知道了，那极有可能是哪家的女孩儿未婚先孕，医院不收家里不容也只好这么解决掉了。海燕，你看，我的关于命的启蒙居然是臭烘烘的！不知你的会不会好一些？
而关于“死”的启蒙，却还要更黑洞洞。咱们小的时候，还赶上了个文化大革命的尾巴，虽然因为功课不紧书包不重也没有课外补习，回忆起来，那些日子还真有点儿“阳光灿烂”的味道，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有死的阴影悠来晃去的。记得有一次跟母亲上街，身边过去一辆遮了篷的小三轮车，大概是因为它很像平常接送我们去幼儿园的班车，我就注意看了，却发现车后面有两条光腿直挺挺地伸出来露在半空中，我指给母亲看了，母亲立即捂了我的眼，把我带开了。回到家，从母亲对父亲的描述中，我隐隐约约地听出来那车上装着的是个死人，这叫我对坐班车上幼儿园因此有了畏惧。
到了上小学，还是一样地躲不过死的恐怖。我们学校是建在河边一处高地上的，不高的围墙外有一截河滩，而就在那河滩上，就多次听说有从河里捞上来的死尸停在那里。每次都有同学涌到墙边去看，我是绝对不敢。但有一次，因为要在墙边的高坡上响应号召种蓖麻，从低矮的墙头望出去，我还是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好在还离得远，看得并不真切，但盖着草席的一摊东西周围飞着一团黑苍蝇的景象却从此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了，多少年后，仍会出现在噩梦里。回家后，跟父母报告了，记得他们只是叹气，说这年月，死了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看到的可能多是文革里的冤魂，可不管怎么说它留给我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却无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跟文革一起被淡忘，以至于有一回，邻居家的什么亲戚过世了，要送到乡下去埋，一群众人只不过是借邻居家的地方赶制一口棺材，我就吓得整晚躲在外面不敢回家，等回了家也不敢自己睡，硬是钻到父母的床上才敢闭Ⅱ艮。我儿时顽劣得可以，上树下河都无所畏惧，有一次带了几个小伙伴擅自下到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害得家长们一通好找。但惟独在“怕死”这件事上，成了我的死穴。所以多少年里，坟场陵园都是我万不敢去的地方。小时候看连环画，有苏联作家高尔基写的《我的童年》，里面讲到了他为了向伙伴们证明没有鬼而专门到坟地里过夜，看到他睡在棺材上的画面，我都冷汗嗖嗖，无法想像自己哪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
在我还没来得及形成一个足以抗拒恐惧的死亡观之前，考验到底还是来了。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上了高中，但怕死的我还没有走到医院的太平间就已经浑身战栗，尽管母亲安慰我说，自己的亲人就不怕了，但我还是留在了外面，直到发丧我都始终没敢去跟一直疼我的姥爷见上最后一面，这叫我至今负疚。记得丧事办完之后，我回到学校，居然连课都上不下去了，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掉眼泪，孱弱得像是生了大病，好像还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慌张和无助。我的一反常态大概是吓着了周围的同学，他们居然去通知了班主任，班主任来了，但除了“节哀顺变”
似乎也不知说什么好。回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遭遇死亡和失去，但我远远没有能力去理解和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