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厕所就成了信仰的内容。”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以嘲弄和蔑视的口吻对待《圣经》，并且接受的也只是《圣经》中的那种可以在理性认识面前“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黑格尔不需要“启示”的真理，更确切地说是他不接受它们，或者也可以说，他把他自己的精神为他揭示的东西当作是启示的真理，某些新教神学家同黑格尔不谋而合，也对这一点恍然大悟：为了使自己和他人不为宗教启示深奥莫测的神秘性所困惑不解，他们宣布一切真理都是启示的。希腊语的真理是aca这个词派生于动词a—XaoOavoJ（稍稍开启），神学家摆脱了令文明人困扰不安的承认《圣经》真理的特权地位的义务，任何真理正因为它是真理，启开了某种在遮蔽之前所存在的东西。在这方面，《圣经》真理也不例外，也没有对其他真理的任何优越性。真理能在我们理性面前证明多少，能为我们“睁开的双眼”看到多少，才能被我们接受多少。不必说，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得不弃绝《圣经》故事的四分之三，而剩下的部分要解释成这样，以免理性从中发现任何侮辱性的东西。黑格尔（中世纪哲学家也一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权威。他的《哲学全书》以长篇（原文，用希腊文）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在形而上学中论“Oecoparoa puoTou Kac rrou”的话结尾，这段希腊文意为：“静观是最美好和最幸福的。”在这一全书第三部分的开端，他在《精神哲学》开首的条文里写道：“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书是现在有关这个问题思辨性质最优秀的唯一著作，精神哲学的重要目的或许只是为之把理念概念引进精神认识，因此，启开之通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途径。”无怪乎但丁称亚里士多德为订maestro di coloro chi sanno（有知识的人的导师）。
谁想要“知道善恶”，他就应当步亚里士多德之后尘。不仅把他的著作——《灵魂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如（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所说，看成第二本《旧约》，而且看成第二本“新约”：把它看成《圣经》。他是那些想要知道和正在知道的人之唯一导师。黑格尔一直被亚里士多德感奋不已，在《宗教哲学》里郑重其事地宣称：“基本思想（基督教的）是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上帝成了人。”或者在另一处地方，即论述“精神王国”的一章中说：“个体应当充满上帝和人的原初的本质统一体的真理，他在基督的信仰里理解了这一真理。对于他来说，上帝已经不是彼岸的了。”这就是“绝对宗教”给黑格尔带来的一切，他欣喜若狂地援引埃克哈尔特（从他的说教里）大师的话，也同样是安格鲁斯·吉勒鸠斯的话：“假若没有上帝，也就不会有我；假若没有我，也就不会有上帝。”因此，绝对宗教的内容解释并且提升到这种水平，即许诺我们始祖，“知识”会使之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圣经》之蛇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达到的水平。无论何时他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隐藏着可怕的、致命的堕落，“知识”并未把人与上帝等量齐观，而是使人脱离上帝，把他交给僵死和正在僵死的“真理”支配。我们记得，《圣经》的“神迹”，也即上帝的万能已被黑格尔轻蔑地否弃，因为正如他在另一处解释道：“不能要求人们去相信，在一定文化教育水平上还不能相信的事物：这种信仰就是信仰有限和偶然的，那不真实的真理。因为，真实的信仰不具有偶然的内容。”与此相应，“奇迹是对现象的自然联系的暴力，因此也是对精神的暴力。”
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时，我不得不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上作了一些停留。前者是不知不觉的，后者则完全是有意识地把战胜作为欧洲思想发展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体现的思想体系，看成是自己生存的使命。对于黑格尔来说，割裂现象间的自然联系意味着造物主对世界的主宰和万能，这是无法忍受和最可怕的思想：这就是“对精神的暴力”。他讥笑《圣经》故事——它们全部都属于“历史”，侈谈一个希望生活在精神和真理之中的人，应当摆脱“有限”。他把这一点称为宗教和理性的“调和”，因此，宗教通过哲学获得证明，而哲学在纷繁复杂的宗教理论里看到了“必然真理”，并且在这一必然真理里启示了“永恒理念”。毫无疑问，这样一来理性得到了完全满足。然而，这样在理性面前得到证明的宗教还遗留下什么？毫无疑问，黑格尔以及追随他的人把“绝对宗教”的内容归结为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后，都变成了“知道善恶的人”，就像用禁树之果引诱亚当的引诱者许诺亚当一样——也就是在创世主身上，发现了他本身也有的本质。但是，我们为什么求助宗教，是为了获得知识吗？别林斯基得到了有关偶然性、折磨等等一切牺牲品的“解释”。不过，难道知识会关心这些解释？难道知识能够恩赐这一解释？反之，知道善恶者，尤其是懂得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的真理之知道善恶者确实知道，别林斯基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东西，要求不可能就意味着发现痴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哪里开始了不可能的领域，哪里就是人的追求应当终止的地方，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达，那儿就是精神的一切利益终结的地方。
这就是在黑格尔学说哺育下的克尔凯郭尔。他在青年时代崇拜黑格尔，并与黑格尔以精神利益的名义召唤人们从自己身上抖掉的那种现实性相冲突，后来，他突然感受到，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隐匿着变节的、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他认识到这个哲学是《圣经》之蛇的“eritis scientes”（你将知道善恶）：呼吁用无所畏惧的、对自由的、活灵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就是斯宾诺莎的“non ridere，non lugere，neque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的一种意译。在永恒真理面前，牲畜和创世主一样要服从。思辨哲学无论如何也不会交出这一原理，并且还会全力捍卫它。FHO3HC就是知识对于思辨哲学来说，理解比永恒的拯救更宝贵，不仅如此——思辨哲学在THO3HC里寻求永恒的拯救。因此，斯宾诺莎百折不挠地郑重宣告：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正如克尔凯郭尔在黑格尔的“合理的现实性”里摸索到的那样，这里他也看到了某种神秘莫测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在知识和堕落之间有一种如此难以理解并由《圣经》故事确立的联系。要知道，《圣经》没有否定和禁止本来意义上的知识。恰恰相反，《圣经》里说的是，人有使命去称谓一切事物，然而正是人却不愿这样做，不想满足于赋予上帝所创造的事物以名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初版里绝妙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经验为我们表明了存在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存在必然应当如此存在（正如它存在着的那样，而不是另一番模样）。因此，经验不会赋予我们真理的普遍性和渴求这种知识的理性，与其说满足于经验，不如说因此烦躁。”理性渴求让人处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并且《圣经》里所讲叙的创世的自由行动，不仅不会使它满足，而且还会使它激怒、恐慌和惊骇。它与其信赖自己的创世主，不如宁愿让自己受必然性与其永恒普遍性和不可改变的原则所支配。我们的受引诱者诱惑或迷惑的始祖就是这样，我们也仍是这样，人类思想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也仍是这样。
二千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都不可遏止地渴求让自己和人类处在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并且甚至也不怀疑，这是最大的堕落，他们视THO3HC为灵魂的拯救，而不是灭亡。
克尔凯郭尔也读过古典著作，并在青年时期就是黑格尔的热情崇拜者。只有当他遵循命运的支配，感到自己完全处于他的理性如此渴求的那种必然性支配之下时，他才理解了《圣经》有关人类堕落故事的深奥和使人类震惊的意义。我们用决定动物对创世主的关系，标志着毫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的信仰来换取知识，换取对僵死和正在僵死的永恒原则的奴隶般的依赖，可以发明更可怕、更致命的堕落吗？
克尔凯郭尔那时业已感到，哲学的基础不是像希腊人教诲的那样是惊奇，而是绝望：“de profundis ad te，Domine clamavi”（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他还感到，在“特殊思想家”约伯那里，可以发现连著名哲学家和教授都不曾想到的东西。与斯宾诺莎以及在斯宾诺莎之前和之后于哲学中寻求“理解”（intelligere），并使人类理性成为审判创世主的法官的那些人相反，约伯对我们言传身教：为了理解真理，应该不把“lugere et detestari”（悲哀与诅咒）从自身驱逐，也不禁止它们，而是从它们出发。知识就是准备把自明的东西作为真理，也就是堕落之后我们“睁开的”双眼所看到的东西。（斯宾诺莎把这称为“oculi mentis”（聪慧的视觉），黑格尔则称之为“精神”的视觉）知识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向死亡。先知说：“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使徒也不断重复这句话。“一切非信仰皆有罪”——我们只有用这句话抵御“你们将知道善恶”这句话的诱惑，它迷惑了第一个人，也支配着我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