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自称，他的哲学启蒙老师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话向他启示了存在的可怕情况。他提出了面对这种境遇该怎么办，能做什么的问题，满怀热情地向康德求教，可康德不仅毫无答案，而且还掩盖了问题，使舍斯托夫大失所望。不得已他转向了《圣经》。他在这一艰难探索中发现，从古希腊的贤哲们起，包括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直到叔本华、穆勒、胡塞尔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在向永恒法则、必然性顶礼膜拜，都想把人类孤独的个体存在物化为空中楼阁的“全体”，对人类的孤苦无告，深陷绝望熟视无睹。为什么这些博学多识的伟大人物会对人类的苦难、死亡、绝望、不幸、眼泪漠然视之，而对与人毫不相干的法则、规律却忧心似焚呢？难道法则、法律的论证比苦难的眼泪和绝望的深渊更为重要吗？或许只用对必然性、法则的俯首听命来换取廉价的安慰和虚幻的解救？舍斯托夫也在不断地进行灵魂的拷问。
于是，舍斯托夫开始怀疑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哲学应当是研究人类最重要东西的问题，而非向与人类毫不相干的法则表示驯服和顺从。古希腊使西方哲学变为形而上学，而近代又想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探求的是思辨真理，以理性来作为判断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这样便使哲学成为一堵阻挡人们去寻求真正真理的石墙。既然如此，就应当对现存的任何伟大哲学体系进行大胆的质疑，并重新在思辨哲学视为不可能的地方开始新的探索。
舍斯托夫运用的也是一种“间接表述”的方法。一般来说，他是通过评述其他哲学家、文学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类似于克尔凯郭尔。但是两者不同的是，前者所评述的人是现实存在过的人。而后者则是借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话，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虚构的。
舍斯托夫在许多方面都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他极为赞赏这两位超群绝伦的思想家，认为他们是在《圣经》的感召下，作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去克服自明。他们都把充满生活中的巨大苦难和恐怖以及绝望来作为致命的反对理由，以对抗自明。
他们都比当代科学和哲学的著名代表更深刻地看到，理性和它所提供的知识不过是向我们揭示出强制性真理，这种真理不仅对我们这些堕落的、有罪的人类，就是连上帝和诸神也要畏惧三分，不敢违命，似乎它有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大权，只有它才能决定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敢与知识所提供的真理抗争，人们也不能改变一切事物有始必有终的永恒真理。
然而，他们也看到，理性的狂热反映出自人堕落后一直控制人的一种无法实现的贪欲，他们都有对自封为理性真理的虚幻权力的预感，都敢于从个体存在的绝望深渊中向上帝呼告，哪怕被人视为疯狂的荒谬，以人最大的不幸是作理性的仇敌和遭受前所未闻的道德及肉体的拷问相威胁也在所不惜。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大胆果断、奋力用头撞墙和反抗二加二得四之类的永恒法则；克尔凯郭尔则以其“大无畏辩证法”，反复地说：“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一无所知、不愿也不想知的信仰才是上帝创造真理的源泉，信仰是人为争取可能而进行的疯狂斗争。于是，他们两人都把启示与思辨真理。把信仰与理性永恒地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如果思辨哲学以理性或自明性为出发点并要求一切都服从它的话，那么存在哲学则通过信仰就能战胜理性和自明。
然而，舍斯托夫也指出他们两人的局限。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由于有家庭幸福、吃穿不愁的富裕生活，享有天才作家的世界声誉。开始伪装斗争，开始鼓唇弄舌地说教，以为最终胜利已在他手；他害怕孤独，突然在信仰开始要求斗争的地方结束了信仰，并转向理性，从而求助于斯拉夫主义及其宗教国家学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作品的价值以反映其过去为限，最终脱离了令他焦虑不安的问题，永远停留在启示真理的“前夜”。
克尔凯郭尔则由于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苏格拉底、斯宾诺莎的影响，也表现出各种矛盾。由于克尔凯郭尔把人类始祖的纯真无知视为精神的昏迷不醒，否认了蛇的诱惑，认为知识和不会区别善恶才是一切危险的根源，他就没有看到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至善，未堕落的人类始祖不知善恶正是纯真无知、自由的表现。原罪、知识、区分善恶，这才是危险之渊，才使人类的精神昏迷不醒，而这种知识的渴求恰恰是蛇的诱惑所致。所以，黑格尔力图否认蛇的诱惑，认为蛇没有欺骗人，知识之树的禁果是人类的哲学和思想之源，也就没有发现许诺我们始祖“知识”；会使之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圣经》之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在此正隐藏着致命的、可怕的堕落，“知识”不仅没有使人与上帝并驾齐驱，而且使人脱离了上帝，把人交给僵死的真理来支配。
这是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的一个要害之处。正因为他的不彻底，导致他用古希腊智慧来修改《圣经》。
另外，克尔凯郭尔否认《圣经》中太阳平等地照耀罪人和好人的说法，他认为这只适用于物质世界，而精神世界则有另外的“法则”主宰，即“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舍斯托夫也一再指出，克尔凯郭尔在《圣经》里注意真理和善时，总要寻求苏格拉底的帮助，没有苏格拉底，他既不能思维，也不能生存。然而他又不能同苏格拉底共存。
尽管在舍斯托夫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有某些不足，但他还是认为这两人已明确地把存在哲学与思辨哲学对立起来，他们都体验到了人间最可怕的恐惧和绝望，他们的声音将永远是旷野呼告，他们的那种争取可能的疯狂斗争其实质就是疯狂地摆脱哲学家的上帝，追求《圣经》中的上帝，追求先知、亚伯拉罕、约伯和雅各的上帝。舍斯托夫指出：“克尔凯郭尔对有限的狂热追求是无限的，尽管内部有矛盾，但因此从人的评价来看这虽不可能和毫无意义，而从神的评价来看，可归结于那个能战胜一切‘不可能’和‘你应该’的‘唯一需要’。”
这一结论虽是评价克尔凯郭尔，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舍斯托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思辨哲学，也比他们更勇猛、更顽强。凡是敢于向理性、必须以及永恒法则发起攻击，敢于用头撞墙的作家、哲学家，他都不放过，对他们进行分析、评价，指出他们的伟大贡献及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如文学家有海涅、契诃夫、莎士比亚、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哲学家有彼得·达米安、邓斯·司各特、奥卡姆、路德、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但对他们的软弱、无能。他也一一指出，让人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不足之处，从而让人在“非此即彼”之下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在思想史上，还很少有人如此全面看到非此即彼的各个方面，并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告诉我们：或者是生活在反抗自明、信仰启示的疯狂世界中，或者是处于对理性、永恒真理的疯狂崇拜和迷信中；或者是像约伯和亚伯拉罕那样向唯一能揩掉人类苦难的眼泪，重新让人自由地去采摘生命之树的果实，回归伊甸园的万能上帝的呼吁，或者是让知识之树的禁果毒害人类的灵魂、精神。使之堕于虚无的魔掌，陷于必然性的绝望深渊，被命运无情地吞噬，人类就会永远昏睡不醒。身负原罪重负。
舍斯托夫通过对敢于用头撞墙和用身护墙的两个方面的著名人物的评述，指出了，“人们必须作极大的努力——然后才能醒过来，”因此，舍斯托夫认为：“哲学不是反省，不是一种加深睡眠到不醒程度的反思和解释，而是一种斗争。”哲学是为了唤起人的精神觉醒，而非让人的意志麻木不仁，昏迷不醒。它要与人类的存在和生活休戚相关，要与每个人的体验、经历息息相通；它不是漠视有限与偶然，并不忽视个体的各种呼吁和希望，而是切实地回应着每一个个体的各种呼吁。关心每一个个体的现实际遇；它不是高高在上，研究那些与人毫不相干的永恒法则，恭敬地承认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利，神化石墙、规律、命运，神化沉重的命定的道德，神化束缚人精神自由的各种思想观点，而是关注着人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人的生命中有某些比理性更高的东西。生命本身来自比理性更高的源泉。
舍斯托夫认为，自古希腊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哲学所规定的寻求万物原则，本源和根本的这一超人任务，就使古希腊哲人抛开现实的、变化多端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去追求迫人相信的真理。
这种真理不管你叫普遍必然的判断，还是叫人共同遵守的判断，它总是绝对真理、永恒真理，“人们是否需要它们，人们（甚至众神）因它们感到喜悦还是感到忧愁，充满希望还是充满失望，这一切都对它们是不相干的。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真理，不以那些受它支配的（经验的现象）为转移。”这样，舍斯托夫就被逼上了梁山，如果不去反抗所有的一向被认为是思想和哲学的毫无疑问的基础东西，不去反抗自明的真理，那么就只得向它们屈膝投降；甘心驯服，就像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去反省自己是否虔诚和顺从。因此，舍斯托夫认为，哲学是一种伟大的终极斗争，是消解传统哲学、战胜自明的斗争，也是为了唤醒人类采摘禁树之果的执迷不悟而回到生命之树的斗争。这是一场没有人认为尽一切力量可能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克尔凯郭尔尽管向上帝呼告，尚且还似浪子回头，重返理性和伦理；尼采这旷世奇才也禁不住受理性迷惑而对理性寄予无限信任；那些存在哲学的杰出后继者们不仍然是在用理性来论证，从而重演神化虚无，必然性的闹剧吗？
舍斯托夫告诉我们，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总进程中，想克服自明的思想是有其巨大的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的，哪怕它是无人理睬的旷野呼告，也仍是必须的、极其必要的，不管它是否取得胜利。因为上帝不会强迫人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他只给人启示；启示真理既不攻击任何人，本身也不需任何防护；上帝是自由的，他创造的人也是自由的，尽管堕落的、偷吃禁果的人受无法实现的贪欲所操纵，最畏惧这种自由，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但自由的曙光终将撒满大地。正如舍斯托夫指出的那样：为了向思辨哲学和理性斗争，我们就必须不用理性来证明，必须超越解释，把解释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当我们去解释去证明时，就仍在思辨哲学里，而且解释之后罪和恶仍然存在，它们不仅依然故我。而且还证明自己是必然的、必须接受的并变成永恒的基础。我们不能去解释罪和恶，也不能接受它们，更不能同它们谈判、妥协、调和，唯一的出路只有斗争，哪怕是困难重重，难以胜利也要在所不惜。“为了和自明作斗争，人必须停止‘考虑’。”因为斗争的最终胜利将在那无所不能并关照每个人的上帝。当我们还无力驱散虚无的魔力，当我们还不能摆脱控制我们的超自然的诱惑和麻痹时，我们也别无它途：只有用超自然才能征服超自然，用信仰来征服理性，用上帝来战胜自明。
这就是舍斯托夫一生告诉我们的东西。或许，这些我们听来十分刺耳，似乎他在宣读《圣经》，宣扬迷信。但是要知道，人类不总是喜欢迷信胜于喜欢其它吗？宗教、神、命运、理性甚至天才、学说以至科学，人类不都信仰过吗？现在不仍然在迷信吗？或许，对于迷信只有用迷信来打破。用一种信仰去取代另一种迷信固然终非上策，但人类目前还不足以破除迷信，也不足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迷信，那就别无选择。当然，我们很容易不同意舍斯托夫的提倡启示、反对思辨、赞美上帝和信仰而反对理性和自明，但是我们也不会轻易忘却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因为我们每个人毕竟都有自己的悲哀和诅咒，有自己的苦难眼泪、恐怖和不幸。一个人只要有过绝望的体验，他就会感到各种观念乃至各种所谓进步的美好希望都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廉价安慰，都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即使舍斯托夫只是破除了对理性和自明的迷信，打破它们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神话，使人们看到它们的有限性，这也是令他极为欣慰的了。因此，不管舍斯托夫指出的道路是否正确，至少人们不会漠然视之，因为它始自人的苦难生活，而指向天堂。
罪孽深重的人类啊！你想摆脱种种人为偏见的束缚，得到自己应有的自由吗？那么聆听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乃至舍斯托夫的刺耳的呼声恐怕不是毫无益处的。
本书几经周折，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就得感谢华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由刘小枫先生看过，他提出过宝贵的意见。罗悌伦先生在百忙中解决了本书的部分拉丁文。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此书是两人合译，两人遥隔千山万水，尽管对有些重要词都讨论过，而且由我进行了数次统稿，译文不尽统一的地方肯定不少，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望学术同仁，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