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想成为自由的——他是自由的人，他在生活中寻找“崇高”，但也仅仅是“崇高”而已。并找到了它。他的哲学是自由寻找崇高的研习，谁想到上帝的王国去，就应学习苏格拉底。同时不要去管人在生活中是否更多地受苦，是否会受到迫害。如果苏格拉底研究一般的东西，那他身后无名，实质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成功的生活也很少能增添他的价值，就像在他的生活中很少能增加不成功一样。先哲对两者皆不考虑。因此他自豪地宣布自己摆脱万能的命运独立了：我们权力中所没有的一切对我们都无所谓。所有人，包括上帝，都不能惩罚他或奖励他。当然，帕斯卡尔有深邃的智慧，正确地在华丽其表、令人景仰的摆脱上帝的“独立”中看到了那个“superbe diabolique”（魔鬼般的兀傲）和《圣经》中所说的骄傲，或许，谁也不能像爱比克泰德那样向我们揭示既是人的、也是鬼的骄傲的实质。是的，爱比克泰德不会、也不愿隐瞒，他提示了必要的“解释”。他说：“哲学的基础在于人的无能和面对必然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如《圣经》所说，骄傲，或爱皮克泰特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独立的东西，仅仅是盾牌，是掩饰自己在必然面前无能的挡箭牌。对骄傲的来源难道还能有怀疑吗？或者怀疑帕斯卡尔是否正确地看到这遥远的精神后裔身上的魔鬼般的兀傲？但克尔凯郭尔更多地感觉到了这个。对于他，苏格拉底和爱比克泰德的伦理是最大的诱惑。当现实的恐惧向他袭来时，他把目光转向了《圣经》中无所不能的上帝。有时他觉得上帝在响应，上帝对他的乞求作出了反应，把他从植根于其生活中噩梦般的无意义中解放出来，因为在信仰的悖论中我们的始祖从知识之树得到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将溶化殆尽，通向生命之树的道路将敞开。但年复一年，噩梦没有被驱散，却愈演愈烈。于是他迫使自己转移对不可能的注意并全神贯注于可能之上。他甚至不把医治瘫痪病人看成是对无能的奇迹般克服，因为无能是不可征服的，而只是使徒的爱和慈善。他更倾向彼得只用安慰的话语来彻底结束折磨他的枉然希望：希望得到上帝所能，希望上帝一句话，瞎子复明，聋子复聪，麻风病人痊愈，死人复生。苏格拉底没有这种上帝也能行。他通过人的理性确实知道：没有不可能的事物，不可能之所以是不可能，是因为它从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因此，在不可能面前，人人应止步。他同样确实知道，理性不会骗人，世上没有能使人摆脱理性真理的诅咒，但人却有意志，它命令他热爱这些真理并服从之。基本原理不是像克尔凯郭尔有时犹疑不决时所说的《圣经》的启示，而是古希腊的智慧：罪是意志顽固和僵化的结果。亚西比得，若他愿意的话（他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一切并成为所有美德的样板。他能，却又不想这样做：他热衷于尘世福禄——“divitiae，honoI-es，libidines”（财富、荣誉、欲望），他陷入了弊病的泥潭，成了在这个或那个世界上都不可救药的罪人，因为如柏拉图所说，不献身哲学就委身于欲望，这样永远得不到为规矩人准备的、且只为他准备的解脱。经验表明，在我们有限的存在中，太阳既照耀善人，也照耀恶人。这里常常是不劳动者得食，而劳动者却不得食。这里地上的百合花不瞻前顾后，打扮得比所罗门大帝还要富丽堂皇，这里天上的飞鸟不播种，不收割，也不脱粒，却有一切必需品。这都是《圣经》所说的。按苏格拉底的话，这是“对上天令人愤慨的不公正”。他甚至知道，“那里”有另外的法律：不劳动者（理性的仇敌是劳动）不得食。“那里”伦理同理性并肩齐行。当克尔凯郭尔不得已转移对“奇迹”的注意和忘记上帝的无所不能时，他不想、也不能同苏格拉底及其“伦理”斗争吗？上帝虽能原谅罪，但人却再也得不到纯真了。原谅只是原谅，只是忘却：消灭、驱逐、根除渗透存在的罪，上帝不能“quod factum estinfectum esse nequit”（因为是事实，所以不可能是未完成的）。无论上帝，还是人，都不能摆脱恐惧。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恐惧是同存在紧密联系的，那么不仅不应隐瞒它们，还不应庇护它们，应该公开它们，不是回避，而是寻找它们，不仅接受，还要祝福。多神教教导说，智者身处绝境也是快乐的。基督教改扮成伦理后“走得更远”，但仍是同一个方向：只有身处绝境才能真正极乐。“模仿”苏格拉底的人不怕绝境，但“模仿”耶稣的人却感到恐惧，如果遇到险境的话……帕斯卡尔在爱比克泰德身上看到了魔鬼般的兀傲。但爱比克泰德只想同这个最聪明的人，但毕竟仍是人的苏格拉底竞争。用什么来称呼模仿他想同耶稣即上帝一样的愿望呢？
不得不重复一遍，克尔凯郭尔相当敏锐，看清了隐藏在这里的困难。在一次训诫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在捍卫真理时有权冒险让人们撕裂他并因而犯下最重的罪吗？他回答说：没有权力，尽管耶稣是这样做的。耶稣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有原谅一切，宽宥钉死他的人的权力。但是，人没有这样的权力，不应在证明真理时超越规定的界限。但是，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人不应想同上帝一样，他仍兴高采烈地在自己的训诫和著作中为痛苦大唱赞歌，并要求人们在尘世生活中寻找折磨。他愈届高龄，就愈狂热地说教。他不敢公开攻击路德，但路德的“sa fide”（仅只通过信仰）从未使他狂怒。他对读者说，“假设有两个信教的人。一个终生幸福、富有、健康，受到公众的尊敬，是幸福的家庭一员。相反，另一个为捍卫真理一生受到迫害。他们俩都是基督徒，都希冀另一生活中的极乐。”他继续说，“我没有权威，我不会反驳这个，虽然你若碰到有权威的人，他会对你作另一番谈话，你惊恐地发现你的基督教仅是想象而已，等待你的是地狱。我不赞成把这看成夸张……但我没有权威，无权这样说，但我相信，你将得到极乐，这是真正的真理证人或信仰英雄所能得到的。但我仍要对你说：记住你是怎样生活的，他又是怎样生活的。记住他应牺牲什么，他脱离了一切：既脱离了看起来最难奉献的东西，也脱离了越来越难以奉献的东西。想想吧，他吃了多大苦，多么艰难，多么长久！而你这时却优哉游哉地生活于舒适的家里，沐浴着妻子儿女全心的爱，孩子为你高兴。
想一想吧，这平静安逸的生活多么令人兴奋，这就是你逗留人世的生活……现在回忆一下真理的证人。你没有碌碌无为（我也不这样认为），但你的工作没有占用你的全部时间。你能休息，恢复精力；或许，你没有奢侈无度，但你毕竟没受穷……简言之，你的生活是小康的，而他的生活，咳，日复一日是沉重的劳动和痛苦。而现在你们俩都获得极乐：你和他都一样。”克尔凯郭尔继续详细地叙说，“真理的证人”忍受了什么，人们怎样驱逐他，迫害他，然后结束说：“后来你们俩都死了，你获得了同他一样的极乐。想一想这个，你就未必会说我说的话：我们俩得到了平等的极乐，这是对上天多么令人愤慨的不公正”。但愿读者不会埋怨我长篇大段的引文。它极其直观地表明，当宗教被“伦理”诱惑时，会变成什么，或者更直截了当，当伦理需要“转移我们对宗教的注意”时，它会采用什么狡诈手段。克尔凯郭尔为痛苦谱写了热情洋溢的赞歌，鄙夷地否定了尘世快乐，就是到另一世界上他也会就这些快乐和痛苦同蒙斯特继续算账。“真理的证人”在另一世界上获得永恒的极乐，但也不会忘记尘世中自找自受的委屈，不会忘却“自愿”拒绝的快乐。永生，极乐，永恒不能消磨他在有限存在中经历耻辱的回忆，更不能代替他失去的欢乐。他仿佛在步莱蒙托夫的魔鬼的后尘：我不由自主地妒嫉人的不完整的欢乐。它，这个不完整的欢乐，比伦理为我们准备的永生、永恒的天堂的极乐更美好。他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宁做人间的短工，不做阴界的帝王。唯一能使他平静的是对伦理在“那里”仍将保留权力的信念。显然，在那里它无补于他的极乐或其伙伴的极乐：生命之树的果实不在它的控制之下，它只能控制知识之树的果实。我们早已从福斯塔夫那里知道，伦理不会奖赏，它只会惩罚。如果上帝“平等地”向证明真理的人和未证明真理的人打开天堂之门，伦理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它将扼杀不劳动者的“极乐”，把天堂变成他的地狱。这样，真理的证人看着自己不幸的极乐同伴就会说：“谢谢你，上帝，我不像这个收税人。”确实，克尔凯郭尔也不会如此尖刻地说。但是，当他不得不捎带提及法利赛人和收税人时，他不能不对法利赛人表示谢意。须知，耶稣在这个寓言里不能更“夸张”自己对罪人的爱。既然伦理参与干涉，它不得不操纵人的命运。通常人们不敢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修改这个寓言，但善必有善报。读完收税人故事，人们会自言自语说：“谢谢你，上帝，我不像这个法利赛人。”确实，如果极乐之路通过伦理，如果极乐来自知识之树的果实，而不是来自生命之树，如果不是上帝，而是蛇向第一个人吐露真理，就别无出路：正如古人所云，人不仅能，而且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只有这样的拯救才是现实的。于是，又不得不修改《圣经》。
《圣经》说：“initium peccati superb（万罪皆始于骄傲），而我们将说，规矩行为的基础是魔鬼般的兀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