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原罪的实质议论纷纷，但疏忽了一个主要范畴：恐惧。这是原罪的真正意义。恐惧是控制个人的外部异力。人不能摆脱它的控制。
克尔凯郭尔
再说一遍，克尔凯郭尔向我们谈论罪、恐惧和自由，是因为这对解释存在哲学的任务极其重要。他在《何为恐惧》一书中写道：“恐惧是自由的昏厥。”接着他又补充说：“从心理学上讲，陷入罪孽始终发生在昏厥状态中。”在他的日记中我们也可看到几乎相同的话：“恐惧使人无能，原罪发生于昏厥状态中。”对后面这句话，克尔凯郭尔又作了插语：“人们对原罪的实质议论纷纷，但疏忽了一个主要范畴：恐惧。这是原罪的真正意义。恐惧是控制个人的外部异力。人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因为人害怕：我们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所期求的”（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我认为，在笃信宗教的思想家中未必有谁能更接近陷入罪孽这一问题。除了尼采。只有尼采在背逆基督教后，谈论的不是陷入罪孽，而只是人的堕落。但尼采的decadence（堕落）实质上同克尔凯郭尔的原罪无甚差别。尼采认为，苏格拉底，这最伟大、最英明、最天才的人是特别堕落的人。他害怕展现在生活中的荒谬，在有限的理性思维中寻求清静和解脱。我们知道，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是基督教以前最重要的人物。但他认为苏格拉底是特别的罪人，因为他是旷古天才，即“发现”认知并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所发现的认知上。认知对于他既是真理，也是善的唯一源泉。认知向他展示了自然和可能性的界限，善是在认知指明的范围内寻找最高幸福的艺术。他受到德尔斐的《认识自我》的鼓舞。这使他确信，人类的最高幸福就是整天与人谈论美德。
令人惊奇的是，尼采不仅猜测苏格拉底是堕落的人，而且完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任务：以苏格拉底为例阐明圣经故事，他能懂得，堕落的人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摆脱必然的死亡。尼采说，堕落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只能加速死亡。无论他如何斗争和克制自己，他的斗争方式、获得解脱的企图只能是“堕落”的表现。他所做的一切只能像堕落的人所做的一样，即一个失去选择自由的人，敌视的力量使他把解脱看成死亡的后果。当克尔凯郭尔说，最伟大的天才是最大的罪人时，我们知道，他虽未说是苏格拉底，但无疑指的是他。他认为，在苏格拉底身上体现了《圣经》中所说的巨大诱惑。
确实。还有什么能比德尔斐的遗训——认识自我——更能诱惑人呢？
或比苏格拉底的妙语“成天同人谈论美德”更能诱惑人呢？但这些正是《圣经》中蛇引诱第一个人时所说的话。其引诱力之大，使我们至今仍视隐藏不祥谎言的地方有真理。所有的人，甚至有神秘论倾向的人都追求认知，而克尔凯郭尔只是摒弃了蛇，其理由出自从“无知昏睡”中苏醒的灵魂深处，不仅他，而且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或许，这里需要寻找神秘信念的根源，根据神秘信念，知者不能表现很糟。当然，此即我们的信念：罪不能来自知识之树。相反，用《圣经》的话来说，罪只来自生命之树。世上所有的恶都来自生命之树。但是，如上所说，克尔凯郭尔毕竟下意识地始终回避了神秘论学说，尽管他抛弃了蛇。神秘论者仍明显地忠实了《圣经》的启示，以自己的生活、学说实现苏格拉底的“认知”原理。他们在自身，也仅仅在自身寻求解脱，视摆脱尘世为己任。但无论克尔凯郭尔如何反对苏格拉底和神秘论者，他们每次总能重新控制他，当他力不从心时。显然，在其中这样一个时刻他决意摆脱蛇，他那时感到，经过这样的修改，圣经故事才能成立，人的堕落才更宜于理解，但事与愿违。第一个人陷入罪孽的故事同整个《圣经》的内容、乃至《旧约》、《新约》等其他书联系十分紧密。不得不继续修改。
于是，存在哲学不得不具有我说过的双重意义。删除蛇不仅不意味摆脱它的控制，相反，却意味着受其控制，即拒绝同它作斗争。由于它不为人所见、所承认，它更肆无忌惮地统治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我们在同不存在的敌人斗争。正如尼采所说：堕落的人在解脱时同时又戕害了自己。该他听教时，他却教诲、训诫和说教起来。难道“说教”的人能超过苏格拉底？难道他比苏格拉底“说教”得更好？克尔凯郭尔在一次训诫中问道：“使徒和天才有什么区别”（这次发言以此为题发表）。根据我们已知的克尔凯郭尔对天才的观点，可以预料，他的回答将更清晰地表现他热衷宣扬的存在哲学和思辩哲学的根本对立。克尔凯郭尔认为现在是表达自己隐秘观点的最佳时机。但他又训诫说：一切在飞快地变化着。他的回答是：使徒在同天才所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权威对话。
使徒成了导师和师长，他们比智者和天才更优越，因为他们有权威，并因而使所有的人服从他们。耶稣也变成了导师，也因而有权要求人们服从。他有的是权威，而不是权力，换言之，不是世界和自然顺服他，而是人们。《圣经》的上帝不是万能的，他有许多事（可能是最主要的）无能为力，这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上帝和爱皮克泰特所说的同克律西波斯交谈的上帝一样。我们可以期求上帝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他的教诲和训诫，他像多神教中的神一样，不会拒绝给我们一部分理性知识。此外所有的一切只是迷信，尽管它已形诸《圣经》中。克尔凯郭尔就这样说：“一般来说，‘你应该’是唯一能调整人同上帝的关系的。如果取消了它，在宗教领域中就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这是克尔凯郭尔著名训诫的题目之一。他曾多次以此为题，或就某个问题，或泛泛而谈。对这个题目需特别仔细研究，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尽管是从反面）他心灵中痛苦的忧虑之一。
读过前几章后，就不再会怀疑克尔凯郭尔应该是调整人与上帝关系的思想及其来源。我们已知，所有“你应该”都同统治世界的必然有内部紧密的联系。因为它们想成为无条件的（即像福音书中非受造的、摆脱了上帝的人）。当必然宣布“不可能”时，伦理就以“你应该”予以协助。“不可能”愈是绝对、不可战胜，“应该”就愈是威严、毫不留情。我们已看到，莎士比亚剧中的福斯塔夫对荣誉的嘲讽曾使克尔凯郭尔暴跳如雷。它触痛了克尔凯郭尔的要害部位。
于是他对这个没有资格讨论哲学的人极尽威胁之能事，仿佛这不是福斯塔夫，而是黑格尔。他不能不承认伦理无力还人断臂残肢，但伦理仍保留着某种力量。它能扭曲人的心理，比最疯狂的刽子手蹂躏人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乎，伦理及其“你应该”是唯一能调节“人与上帝”关系的。显然，在克尔凯廓尔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可改变的信仰：世界上存在着某些“不可能”，无论上帝或人都不能克服之。正是这些“不可能”带来了所有威严的“你应该”，就像形影不离的伴侣一样。同时，克尔凯郭尔一贯认为，这些“不可能”不同某些世界历史事件联系（这还不够“荒唐”），而是同他絮絮叨叨告诉我们的乏味而又可笑的事情联系：同丽琪娜·奥尔森断绝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假设有人具有相信上帝确实忘记了他的罪的勇气，这将会如何呢？一切都忘记了。他会成为新人。但往事就无影无踪了吗？换言之：这个人能重新像无忧无虑的少年一样生活吗？
不能！……这个相信罪能被原宥的人不可能重返青春和情爱！”看来，有什么还能比这个问题更合法，更自然？但在这个问题中仍明显地露出了他在日记和著作中所说的“肉中刺”。“可能吗？”，他问道。但这是向谁提问？谁决定或有权决定可能领域的结束之处和不可能领域的开始之处。看来，是某个其他人，某个非上帝的力量操纵了克尔凯郭尔的思维。这是否我们已熟悉了的虚无？被克尔凯郭尔否定了的《圣经》中的蛇通过第一个人向所有人传播了对虚无的恐惧。克尔凯郭尔毫不动摇地坚信，即使上帝忘记了他的罪，他也不可能重新得到青春和无忧无虑。这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个信念来自何方？他没有对我们说。他甚至不加追究，也不敢追究。
而实际上他只要想想他在《致命之症》中所说的话，就足以感到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行的。他自己说过：“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对人而言是万能的。对于宿命论者一切都是必然的。他的上帝就是必然。这意味着他没有上帝”。但是，如果有必然而无上帝，如果原宥罪必须丧失青春和无忧无虑（或许，还必须有其他更可怕的损失！），那么，原宥罪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思辨哲学探究形而上学的安慰的地方。“争取可能的疯狂斗争”彻底失败了：“有限”世界的主人不是信仰的骑士，而是必然，人的理想完全由顺从的骑士实现了。
穷小伙子永远也娶不到皇帝的女儿，约伯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亚伯拉罕必然要杀死以撒，克尔凯郭尔将像低能儿一样被人愚弄。
此外，还要求我们承认这种情况是自然的、合乎愿望的，甚至要我们把这看成对某个永恒原理的英明预见的实现。克尔凯郭尔写道：“没有理性（从伦理观点看很可笑）是注定永恒的生物把全部力量用于控制暂时和不变的东西”。在同一本书中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对有限寄予绝对的希望，这是矛盾，因为有限应有终极”。这都是自明真理，只要我们还处于理性思维的平面中，同它们的争论就是毫无裨益的。但克尔凯郭尔指引我们走向荒谬，因为它比二维更广阔，他并以第三维——信仰——作为真理的条件。他说，“哪怕你的信仰微如芥末，你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我无所不能’。”于是，约伯的孩子，亚伯拉罕的以撒，皇帝的女儿，丽琪娜·奥尔森，这一切都是“有限的”。追求，甚至无限狂热地追求可能有终极的事物就是矛盾，因而也是不明智的，可笑的。如果我们问，克尔凯郭尔的这个真理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来自苏格拉底，这个最聪明、最优秀、生活于《圣经》之前、之外的人。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个真理适得其所。苏格拉底只知道宙斯，而宙斯被自然的、非受造思维所辖制，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一切发生的事物的先天法则凌驾宙斯之上，比他更强大。一切有始的事物应亦有终。我们只能这样判断：“思维不容许不曾永恒的事物成为永恒的”。但思维是否同时又不容许不能实现的事物得以实现？克尔凯郭尔曾说过，为有信仰，需拒绝思维。于是，可笑和不理智的东西将不再可笑和不理智，对有限的无限狂热的追求就站得住脚了。相反，如果思维，即苏格拉底的思维，二维思维，其中理性践踏了“ridere，lugere etdetestai，（讥笑，哭泣，诅咒）取胜的话，如果理性及其“不可能”，道德及其“应该”是永恒的并取胜的话，产生于“lugere et de—testarf’（悲哀与诅咒）的信仰和对有限的无限追求就将成为不理智的、多余而可笑的。《圣经》本身也不得不经常修改或重新解释，以免陷入可笑的、不理智的窘境。．毫不奇怪，克尔凯郭尔是脚踩两只船。显然，这是最可行的，甚至唯一的方法，使他多少能对付曾战胜过他并使他偏离存在的通常轨道的问题。
我们知道，他从《圣经》陷入罪孽的故事中取消了蛇。蛇不适应、甚至侮辱了我们的宗教和伦理的理想。人认为，蛇不能、也不应从外部进入人的内心。克尔凯郭尔也不同意《圣经》关于太阳平等地照耀罪人和规矩人的说话。每当涉及这个问题，他总会愤慨而坚决地抗议说：在我们的世界里，在物质世界里确是如此，但在精神世界里却存在着另外的“规律”。在那里，“不劳动者不得食”，太阳不照耀恶人，它只照耀善人。甚至在早期著作中，如《非此即彼》，《恐惧概念》中他也多次提到过。应该承认，他是始终一致的。
既然为满足伦理从陷入罪孽的故事中取消了蛇，那么无论如何不应在新约中保留耶稣关于太阳一般照耀规矩人和罪人的说法。罪人即恶：伦理从不能忍受它，审判的人不受上帝的审判，即宗教予以驳回，只有伦理自己审判他。只有伦理才能判定孰善孰恶，何罪何德。
苏格拉底教导说，神不能控制伦理，神圣的之所以神圣，不是因为神喜欢它，而是因为神喜欢它的神圣。苏格拉底认为，善和理性一样是永恒的，不由创造万物的上帝创造，独立的。因此，他认为，假设罪来自知识之树是最大的亵渎。相反，一切罪来自无知。罪要得到报应也同样是无疑的：太阳不应照耀罪人，雨也不能给他们爽快。
罪人应由绝对单独控制。伦理不能还人断臂和情人，但它会绞杀。对此，克尔凯郭尔在回答福斯搭夫时已谈了许多。